曲艺世家的时代缩影：常氏相声的传承之路

更新时间：2024-08-31 05:57:45  浏览量：11

常贵田 （左）和常宝华（右）表演相声

常宝华，满族，1930年12月生于天津市。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海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演员、编导、海政此次曲艺队队长。他自幼随父常连安、兄常宝堃学习相声。八岁到北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学徒，九岁登台。受相声老前辈熏陶传授达十年之久，掌握传统相声七十余段。

我的父亲常连安

1899年，常连安出生于北京，原名常安，家里是满洲正白旗。七岁的时候，常连安就失去了父亲。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为了生存，打算改嫁。作为满人，常连安接受不了母亲的这个决定，就想离开家。他向母亲提出，自己想学点本事，不能光靠她生活。无奈之下，母亲就把儿子送到吉林省珲春县（今珲春市），介绍给一个艺人做徒弟，教他唱京剧。

常连安

过去师傅收徒弟要有契约，就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徒弟要“三年零一节”，意思就是说，师傅教徒弟三年，管吃、管喝、管住、管穿，教完之后，徒弟有三五个月即一个年节赚的钱全归师傅。常连安跟师傅学戏，实际上是伺候师傅和师娘，平日除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早起还得练倒立、翻跟头，练基本功。教戏的时候，老师很严厉，身边随手有一个板子，一出错就打，毫不留情。

到了九岁的时候，常连安已经学得有点模样了。当时，他学的是架子花脸，在台上表演时，文武带打，很受观众的欢迎，大家给他起了个艺名叫小鑫奎。由于喜欢他的人很多，老师把他卖给别人的时候赚了不少钱。换了另一个老师后，小鑫奎完全成了他的摇钱树。但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小鑫奎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唱戏了。本来他都是住在后台，后来，师傅连后台都不让他住，把他赶出了家门。

有一位小店的老板是个好心人，看到小鑫奎脑袋肿胀得那么大，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水米不进，觉得他可怜，而且夫妻两个又没有孩子，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活。就在小鑫奎奄奄一息时，一个曾经听过他戏的东北革命军人路过这里，四处打听小鑫奎，听说他要死了，就找到小店去看他。看到重病的小鑫奎，军人很伤感，不禁流下眼泪，惋惜这个背井离乡的孩子，唱戏唱得那么好，却得了这样一种怪病。后来，军医给小鑫奎找了一个药方，说：“如果吃了以后，他要是上吐下泻，那是好现象，他还能活过来。如果没有这个反应，恐怕他活不多些日子。”拿到方子，小店的老板和他的老伴很精心地按药方每天给他抓药，每天煮完药喂他。几天之后，小鑫奎突然上吐下泻，慢慢能够吃一点东西了。就这样，小店老板每天就熬一点小米喂他，使奄奄一息的小鑫奎慢慢好起来。

一天，一个商人赶着大车到奉天（今沈阳）送货。经过小店，小店的老板就借这个机会，请求商人把小鑫奎送到沈阳，再让他从奉天坐火车回北京的家。当时，小鑫奎还没有大病痊愈，就随商人启程了。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土匪，整车货物都被抢走。商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财货尽失，就打算不再管小鑫奎。因为看他可怜，给了他从奉天一直坐火车到北京的车费，就撇下他走了。小鑫奎只好自己边打听路，边乞讨。经过了数日，走得脚底流血，终于来到奉天，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就这样，久别故里的小鑫奎终于叩响了自家大门。听到儿子的声音，母亲顾不上穿鞋便跑出去开门。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大哥“小蘑菇”

在常连安的几个孩子里，相声说得最好的要数大儿子常宝堃，人称“小蘑菇”。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她还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恍恍惚惚的梦到一位菩萨模样，慈眉善目的妇女，拿着一个小竹篮走进屋里。她的篮子里不知道装着什么，有一块蓝布遮掩着。她一声不响的缓步走到母亲床前，掀开那块蓝布给她看。母亲一看到里面，可把她乐得合不拢嘴，原来是个非常可爱的大胖小子。那个妇女把小孩倒到床上，小孩就爬到母亲的怀里。当母亲抱起孩子的时候，那个妇女突然消失不见了。母亲醒来以后，感到两手空空，腹部疼痛，大儿子就要降生了。

常宝堃

“小蘑菇”常宝堃天赋异禀，六岁就登台献艺，受到观众的追捧。这也使得弟弟常宝华很早就有机会参与演出。因为兄长们每天在家里练习曲艺，他自小就在旁边耳濡目染，时间长了也能搭几句茬。后来，大家也教了他一段《训徒》，常宝华学得很快。那时，大哥经常去天津泰康商场三楼的小梨园演出，就把常宝华带上，一起演了这出《训徒》。其中，大哥扮演老师这个角色，他演徒弟，赵佩茹扮演客人。这段相声台词很简单，大概就是三个人问答“贵庚”和“炸酱面”的事儿。演出那天，常宝华穿上母亲给他改的小棉袍和棉裤。在后台，母亲还嘱咐他，上台前要擦把脸，提提精神，在台上别走神，错了也没关系。 上台后，因为观众特别熟悉大哥常宝堃，大家一看他带着一个孩子，就相互打听，知道这是老四，就喊他“小四蘑菇”。

说完这段相声，台下的观众乐得前仰后合，反倒让初次表演的常宝华摸不着头脑。来到后台，唱大鼓的那些姐姐们也都跑过来搂着他亲，摸他的脑袋，夸他有出息，说他将来相声肯定说得好，常氏后继有人。正在这时，大哥走过来说：“你把袍子脱下来，再擦把脸，你看你这身汗。”大哥一摸常宝华的两条腿，全都是湿的。

最初，常宝华并不想学相声。哥哥曾经问过他：“让你说相声你喜欢吗？”

他回答说：“不知道。”

哥哥又问：“要不然让你学单弦”。

他摇摇头。

“那你喜欢什么呀？”

“上学。”常宝华回答。

哥哥说：“好。”

于是，哥哥托人把他送到天津的志诚小学。虽然在那里常宝华只上了八个月学，但他写的红模子（描红纸）经常被老师当作全班同学的范本。后来，父亲常连安来了一封信，要他急速返京。原来，父亲在北京西单商场开办了启明茶社，要培养他说相声。但他偏偏就是不喜欢这行。

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兄妹们轮流给父亲磕头，但却不见常宝华。原来，他有一肚子怨气，站在外面不进来。父亲把他喊过来，问他为什么不磕头。他说：“我的姐姐都上学，为什么我没有权利上学？我就要求上学！”话还没说完，只听“咣”的一声，父亲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直打得常宝华两眼冒金花。此时，站在周围的家里人谁也不吭声。常宝华心里委屈得很，一下子眼泪就冒出来，心想：我要求上学是罪吗？我就看你要说什么！这时，父亲转身出去，回来的时候拎进来一个面口袋放在常宝华面前。“老四，你看见了没有，咱们家多少口人，你算算。我们那些穷亲戚都到这儿来吃饭，一天我们吃多少面。你看看，面袋又空了，又该买去了。拿什么买？！拿钱！谁赚钱？靠我？靠大哥、靠二哥、靠三哥吗？那你呢？”父亲质问他。

“我不说了。”虽然还有些不服气，但常宝华也不想再说什么。

情绪更加激动的父亲含着泪接着责问他：“我不能让你的姐姐，你的妹妹去赚钱！我们是男子汉，我们是男人！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活着，要赚钱！不赚钱怎么活着呀！”

这句话让常宝华哑口无言，再也没有理由不学相声了。就这样，他不学也得学，不演也得演。就像他的几个哥哥，大哥的相声是饿出来的；二哥的相声是打出来的；三哥的相声是逼出来的；而常宝华的相声是挤对出来的。

在读书的问题上，虽然遭遇到父亲的极力反对，但大哥常宝堃却一直很支持弟弟常宝华。1951年，常宝堃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临走的时候，他对常宝华说：“宝华，我走了，你跟苏文茂[①]两个人搭档，你们要平分秋色。你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

常宝华回答说：“哥哥，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已经学相声不少年头了，就算学得不多，也有七八十段相声了，你说我怎么就不愿意干下去呢？”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上大学。”常宝华脱口而出，虽然他那时还对这种事情不太清晰。

“你上大学，我负责。” 没上过学的哥哥爽快地答应他。“宝华，你放心，你现在一边说相声，一边再学文化，我赴朝回来，保证你上大学。”听到这番话，常宝华从心里感激大哥。到现在，虽然他还没上过大学，但大哥的这句承诺让他永远不会忘记。

1951年5月2日，常宝华在天津南市的红旗剧院演完了晚场。天津文化局秘书长何迟同志找到他说：“宝华，演完别走，有点事。”当时，大哥已经赴朝鲜很长时间，应该是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了。何迟见到常宝华后，就带他上了一辆汽车，驶往抗美援朝分会。坐到车里，常宝华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要单独带我去干什么？哥哥快回来了，如果是好消息，应该大家都知道才对。

到了夜里十一点钟，常宝华被带到抗美援朝分会的大厅里。天津市的黄敬市长和很多首长见到他都站了起来，这让二十岁的常宝华顿时倍感凝重。大家坐下后，宣布了不幸的消息。天津市人民艺术家常宝堃殉国了。

“殉国”这个词，常宝华小时候在《岳飞传》的连环画里看到过，“岳母刺字，尽忠报国”，最后岳飞死了，为国捐躯。如今却发生在自己的哥哥身上，说相声也能够殉国，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内心里，常宝华只有一个字——“值”。1953年，常宝华入伍，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

曲艺人生

在曲艺界，马三立是泰斗级的人物。他的相声不是一笑了之，笑完以后，越琢磨越可乐。琢磨来琢磨去，观众能够把它的本质挖掘出来，这是很有深意的。在一次演出途中，他突然对常宝华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四，你喜欢我不喜欢我？你爱我不爱我？”听到这“爱”字，常宝华的脸一下就红了，觉得这爱不爱是男女之间才谈的事情。他回答道：“我就是喜欢您。”

马先生说：“你喜欢我就是爱我嘛。你要爱我，你为什么不拜我为师？”

“我拜您为师。”听到这儿，常宝华赶忙回应，但是又一转念：“我不知道我爸爸乐意不乐意。”

“甭管他乐意不乐意，我告诉你啊……”马先生就把拜师的地方和时间仔细告诉常宝华，叮嘱他：“人家那方笑文要拜我为师，你就借这机会。你告诉你爸爸也行，甭让他拿钱，你就不拿钱，人家拿钱，你就先给我磕头，你就拜我为师。”

当时是1951年，常宝华就给马三立磕头，拜他为师。

文革的时候，马三立被打成右派分子。那时，常宝华还经常去看望他。每次他要是跟师傅提点相声表演的问题，马三立都是滔滔不绝，能够把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剖析得十分细致。在说到具体的段子的时候，他都是从人物内心活动如何表现，应该说什么语言入手展开，并一再嘱咐他，相声演员不是小丑，要亦庄亦谐。

文革期间，常宝华做了四年的搬运工。在工厂里，他是惜字如金，每天说话也不超过四句。一进工厂，见面就问：“师傅好。”要么就是“您吃了？”“再见”，“谢谢”，没有多余的话。这是因为他戴着很多顶“帽子”，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曲霸”、“孝子贤孙”、“漏网的右派”等等。“四人帮”打倒以后，他和常贵田就把这段生活进行了艺术加工，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写出了相声《帽子工厂》，在全国一炮打响。

在常宝华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相声一直是受大家欢迎的，唯独有一次，竟然把对方给说睡了。在1959年到1962年的这段时间，常宝华经常要到中南海去演出。有一次，他和侯宝林、郭全宝[②]仨人商量，决定为毛主席演相声《训徒》。常宝华考虑到段子有些长，应该选精的说，但侯先生认为毛主席对传统艺术很感兴趣，不如全说了比较好。于是，大家达成一致，把整段相声都说下来。当时是侯宝林演师傅，郭全宝演徒弟，常宝华演客人。

侯宝林

三个人一开始说的时候，前边的观众还有点反响。可是越说，大厅就越安静，也没人乐了。他们一瞧，原来是主席在沙发上睡着了。三个人边说着边想，怎么办呢？侯宝林给常宝华使了个眼色，意思就是照常演出，先不管他。于是，仨人就还继续演。等演完了，掌声把主席惊醒，他也跟着鼓掌。后来，常宝华对侯先生说：“怎么样，侯先生，我说别演那么长，结果都给老人家说着了。” 这时候，负责毛主席文化生活的一个同志走过来，对他们说：“得给你们三位立功。”

“给我们立功？立什么功？”三个人还纳闷。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要睡个觉是相当的困难，你们三个人的相声愣把他给说着了。”这可是相声的新功能了。

经过多年的舞台表演，常宝华已经获得了很多骄人的成绩。但他的父亲一直到过世，都没有夸过常宝华。常宝华曾在海政文工团荣立过二等功。当时，团里的政委就陪着他回家看望父亲，以示祝贺。对于文艺团体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殊荣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可到了父亲这里，却只问了句：“一等归谁了？” 一句夸奖儿子的话也没提。

常宝华不但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良师益友。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关牧村就曾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七十年代的时候，十七八岁的关牧村在天津钢塑厂当工人。常宝华发现她吃饭的时候，总是一个人躲到旮旯里，不跟大家聚在一起。他很奇怪，就询问她的情况。当他得知关牧村家里发生的故事以后，十分震惊。关牧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母亲去世，哥哥又上山下乡，只剩下她和弟弟相依为命。从那儿以后，常宝华就经常关怀这姐弟俩。

关牧村

有一次，常宝华和夫人一起到关牧村家里，看到她们家生炉子连煤铲都不齐全，就从家里拿了一套新的工具送过来。常宝华还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关牧村的弟弟，并经常把她们叫到自己家里去改善生活。当时，姐俩在常宝华家里吃饭就像过年一样。时间长了，也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亲看待。在生活上，关牧村受到了温暖和呵护。在工作事业上，常宝华对她的要求特别严格。常宝华教导十七八岁的关牧村说：“小关，我看你三年，你不要搞对象，要把专业搞好了，再考虑个人问题。”后来，关牧村一门心思搞事业，拼命地工作，十年时间没有谈朋友，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

相声艺术是我国传统曲艺的瑰宝。对于新一辈的相声演员，常宝华的态度是鲜明的。能够去说相声，能够创作相声，这就是一个新生。对于他们，首先要肯定，要帮助，不能一棍子打死。新生总要有他的不足，我要像养一盆花似的，修根枝，剪条叉，搁点肥料，尽量的去支持他们，这是传承问题。凡是到我那儿学个相声或者要个本子，我是来者不拒。有一句很通俗的话：上他那儿去吧，他那儿不单教相声，教完了还管炸酱面呢。

[①] 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的徒弟。

[②] 郭全宝(1921—2004.7.12.)，男，北京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934年拜于俊波为师学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