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1968年，我插队莫旗经历了苦与乐，这里的乡情终生难忘
更新时间：2025-03-11 02:25 浏览量：2
[讲述人：田艳光]
从1968年开始，在莫旗巴彦街的八年插队岁月里，我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冬之交返回北京探亲，待到次年春天大地回暖时，又回到巴彦街，继续我的农耕生活。
我插队的小山村风景如画，四面青山环绕，山上遍布着杨树、白桦林和灌木丛。村子前面和西面是广袤的草原，每到春夏时节，山坡和草原上便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与成群的牛马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
嫩江的支流甘河从村东50米处由北向南流过，而村前的小河名为乌鲁不齐。每逢甘河涨水，小河便会倒灌，河水甚至能流入村前街的房屋里。而到了春秋水少的时节，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
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共400多人，他们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我们刚到时，村子里几乎没人会说汉语，而我们对他们说的话也全然听不懂。
村民们以善良和质朴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把我们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知识青年视为村庄的新生力量，为村子增添了新的劳动力。
当时的农村没有机械设备，从播种到收割，再到打场卖粮，全靠人工。村里老人和小孩占了一多半，一家通常只有一个劳动力。我们二队有20多户人家，人口200多人，但劳动力仅有20多个。这里是一个半农半牧半林的区域，粮食主要依靠自给自足。农业种植以小麦为主，同时种植玉米、谷子、黄豆等多种杂粮。
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上交的公粮并不多。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国家还会拨给返销粮，但返销粮全是玉米。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那里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辛勤劳动一天，如果能挣得满分10分，便能折合为2元的收入。
我们这群来自北京市127中学67届的知青，年龄相仿，都在16至17岁的青春年华。1968年9月9日，我们怀揣梦想与激情，踏上了前往巴彦街的征途。9月是金秋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到便赶上了秋收，和成年人一起劳动：割地、拉地、打场。
知青盖永东是到巴彦街插队时间最短的成员。由于他患有夜游症，同行的知青和社员都担心会出问题。知青办安排他前往医院就诊，经确诊后，医院出具了相关证明。随后，经过逐级审批，他获准因病退回北京。因此，他在巴彦街实际只待了一个多月就返回了北京。然而，从回京到正式落户，却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队的知青李振华是最早回家探亲的人。当时，他收到一封电报，告知他奶奶病危。李振华拿着电报向队长请假，生产队为此特意召开会议，讨论他的表现。最终，队里同意他回北京探亲，并为他开具了路条（介绍信）。
我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回京探亲的日子尚不确定，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工分也很高。如果回不去，今年可能就要在东北过年了。家中回信虽简短，却饱含温情：若归期未定，就安心工作，保重身体，积极进取，期待早日团聚。收完地后，与我同去的知青们陆续接到家里的电报，都说家中有病人，需要请假回北京。
后来，连送信的邮递员都知道了那些电报是假的。在我们刚去插队的那年，假的电报能让你回家，真的归期却遥遥无期。
先回北京的知青开始给没回去的我们发电报。我们这些去插队的知青在三个月后基本都回北京探亲了。而给我发假电报的，正是先回去的知青黎小波。
队长也开始准许我们知青休假了，考虑到粮食已经运到场院等待脱谷，即使雪下得再大也不怕，我们回家虽然少挣些工分，但老乡们还能多分一些。于是，生产队给我们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回京探亲证明，并借给每人30至50元的路费。
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返乡探亲的知青，每天都会去车站送别同学和朋友，在北京度过了三个月。春节过后，大约三月下旬，我们又陆续返回了巴彦街。那里依旧是一片冰天雪地。知青们回去后无所事事，每天就打扑克、到老乡家串门，有时还会循着酒香去找酒喝。
第一年分红时，一个工分值两毛一分，男生通常能分到一两百元，女生也能拿到百元左右。然而，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手，除了回家时借的路费。因为分红结算都在春节前，而那时我们都在北京，等我们回去时，钱早已分完了。
队里欠我们知青的钱，一些社员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但口粮却是按人口分配的，导致他们欠了生产队的钱。我们刚去时觉得这种做法不合理，总找队长要钱。
队长敖喜能（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秃子”）解释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上哪儿弄钱去？春天播种的柴油钱都是公社信用社借的，有数的钱总不能先还我们知青的账吧！”但当时我们并不这么想，只想着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们，不给钱就不干活，甚至有点要罢工的意思。
自四月底起，备耕工作日益繁忙，队里的老乡劳动力大半都上山采伐木材去了。副业人员离开后，与我交情不错的知青焦万林独自赶着两辆大轱辘车为他们送去口粮。
他与喜能队长私交甚好，进山一趟不仅每天记12分，还能获得2元的补贴。我记得那时候知青们抽的烟大多是0.22元的葡萄牌或0.3元的哈尔滨牌，而焦万林一天的补助就足以买上一条烟了。
留在家里的我们，有的跟着拖拉机播种小麦，有的则赶着马车往地里运送麦种，还有的负责照看播种机。
负责播种机的人将小麦倒入播种机箱，随后站在机器后方，随着拖拉机在田间一圈圈地行进，站在后面的人常常被尘土包裹，活像一个个“土猴”。然而，种植30晌小麦的任务，仅用三天就完成了。之后，我们还种植了几亩玉米、几斗谷子以及十几斤黄豆。
种植玉米相对简单，前面的人用锄头刨坑，后面的人撒上几粒玉米种子，再用脚将土覆盖、踩实即可。而种植谷子和黄豆时，一组通常需要五六个人。
一个人赶着牛马拉的犁，在田间破开一道沟，负责点种的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干粮袋，袋口插着一根竹筒，将谷种和黄豆种撒入土沟中，一边走一边轻轻敲打竹筒，确保种子顺畅流出。
回想起那竹筒的敲击声，伴随着赶牛马的吆喝声，仿佛构成了一曲动人的田园交响曲。女生们跟在扶篮子的人后面踩格子，她们头上戴着的红蓝相间的三角围巾在风中飘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只可惜，这样的场景没有留下照片。如今，农业已经全面机械化，那些美丽的春播画面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开始春播，我们几乎就没有休息日。种完地后紧接着就是铲地，虽然干活能记工分，但去年的工钱却迟迟没有消息。我们几个人都觉得吃了亏，于是几次去找老秃子队长喜能要钱，结果把他惹烦了。他不耐烦地说：“钱的事我不管，去年我又不是队长。今年的事归我管，你们赶紧去铲地。”
听了这话，我们都觉得他说的不对，于是开始装病请假。那些转插来的知青、借了钱的知青以及几个女生都上工去了，而我和黎小波、李振华、张思奇则留在家里待了一天，感觉真惬意。
傍晚，铲地的知青们收工回来，看到我们那副得意的模样，也动了第二天不上工的念头。结果第二天，果真又有几个知青没去工地。
中午时分，老秃子队长从地里匆匆赶回我们宿舍，看到我们有的在玩扑克，有的躺着睡觉，顿时火冒三丈：“明天所有人都必须上工！有病就去公社卫生院开证明，否则就开除并送回北京！”我们心里还真有点发怵，毕竟刚从学校出来，没什么经验，胆子又小，更害怕回去后不知如何向家人交代。
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山岗上的坡刀地铲地。我们几个干活特别慢，有的社员已经铲完400米的垄，来回一趟追上我们，又超了过去，而我们还没到地头。
有社员忍不住说：“你们几个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好好干可不行。”
我们回应说：“我们干活不给钱，接受再教育也不能白干啊！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谁干谁是王八蛋。”没想到，这句话一出，还真有几个知青撂挑子不干了。
收工回家吃过晚饭后，住在老乡家的知青和社员们纷纷来到我们宿舍，通知要开社员大会。当时我们还一头雾水，直到会议开始，才知道是要抓反革命。
可哪来的反革命呢？队长喜能严肃地说：“早上在南边铲地的时候，你们几个不好好干活，还说‘谁和贫下中农一起干，谁就是王八蛋’，这话是谁说的？”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深知上纲上线的厉害，所以都矢口否认。
老秃子看了一眼，便让社员和我们知青进行表决，决定将我们几个遣返回去。社员和老乡们纷纷举手表示同意，而知青中举手的人寥寥无几。
第二天清晨，老秃子再次出现，他让焦万林套上牛车，将我与李振华、黎小波、张思奇送往公社，再由公社安排我们返回北京。这是我插队以来第一次回京。
贫下中农不再接纳我们，我们只得离开巴彦街。
当告别知青、老乡和甘河水，向公社走去时，我们几人心情沉重，默默无言，只能听到未上油的大车车轴与车轮相互摩擦发出的吱吱呀呀声。送行的知青焦万林递给我们每人一支烟，安慰道：“别急，慢慢走，也别不高兴。如果真能回北京，那不是好事吗？真能回去，我也会让队里送你们到公社！”
牛车穿过河套的柳树林，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甸。此时，青草正鲜嫩，绿油油的。牛拉着车缓缓前行，时不时啃食着路边的青草。焦万林的话让我们不禁忐忑地思考着到达公社后的结果。
牛车来到两道河边，河水很浅。我们脱下鞋，挽起裤脚，蹚水过河，然后坐在一棵大榆树下。他们又开始抽起烟来。蓝天白云下，远远可见吃草的牛群。放牧人骑着马，驱赶着圈里的花牛融入牛群，鞭子不时抽打在牛背上。耳边传来柳林里鸟儿的鸣叫声。我们即将告别这片大草原，告别巴彦，这也是我们串联旅程中的一站，该回北京了。
从巴彦街到公社所在地满都乎浅，短短12里路却走了两个多小时，焦万林赶着牛车径直驶入公社大门。当时乡里的干部大多已下乡，专注于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只有值班的罗秘书留守。罗秘书看到牛车上的行李后说道：“先把行李放到招待所吧。”
当时的招待所不过是公社院内的三间西屋，屋内仅有一面土炕。我们公社地域辽阔，方圆100多里，下辖8个生产队即8个自然屯，最远的屯子距离公社40多里地。
由于交通不便，来公社办事的人若无法当天往返，便只能留宿公社的招待所。实际上，所谓的“招待所”就是大家挤在大炕上过夜。那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大轱辘车或马，再加上甘河需要摆渡，偏远生产队的人通常都要在公社住上一晚。
我们将箱子和行李卸到了招待所的房间里，焦万林则赶着牛车返回巴彦街。由于在招待所无事可做，我便决定去供销社逛逛。刚走出公社大门，就碰到了老秃子队长喜能。他满脸通红，显然刚喝过酒，嘴里还散发着酒气。想起他昨天说过，到公社后会给我们发放去年的分红，我便朝他走去。
我说，大家都走了，该结算费用了，快给钱吧！对方回应道：你们去找罗秘书。临走时，他还补充了一句：“你们不用铲地了，回去吧！” 老秃子们离开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却没人理会我们。
我们找到罗秘书，主要是为了两件事：一是索要资金，二是解决吃饭问题。关于资金问题，他表示无能为力，需要等巴乡长回来处理；至于吃饭问题，他倒是可以安排，让食堂的大师傅先给我们开饭，费用记在账上。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下午不得离开公社，并且要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们四个人心里都没了底，不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结果在等着我们。
吃完饭后，我们打开行李，在食堂的桌子上开始写检查。怎么写呢？我们商量着：就说没拿到钱，但别提不干活的事，千万别被抓到把柄，白纸黑字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振华胆子小，犹豫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有什么不行的，到时我先交上去就是了！罗秘书是个好人，不会和我们正面冲突，就等着巴乡长回来处理。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被公社当作坏分子对待，要求写检查。
夜幕悄然降临，一整天下来毫无收获，我们正准备就寝，公社的武装部长西能宝却醉醺醺地闯进我们睡觉的房间，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说贫下中农是王八蛋？”我们几个坚决不承认，站在炕上与他争执起来，最终这场风波不了了之。
第二天，随后，巴乡长赶到了。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之后的事情便交由知青助理梁金海处理。他给莫旗知青办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既无法退回北京，也无法返回巴彦街！我们如实记录了事实，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公社待了三天后，同行的人陆续返回巴彦街了，一个星期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虽然没人管束，但也乐得自在，我逐渐与乡里上班的干部们熟络起来。
做饭的大师傅人很好，他告诉我：“你去找巴乡长，说几句好话就没事了，不然一天两块钱就没了。”其实，他早已和巴乡长商量好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给我一个向领导低头的台阶。果然，我一去找巴乡长，问题就顺利解决了。
这是我第二次回到巴彦街插队。
当我独自一人离开公社满都乎浅，朝巴彦街走去时，去年秋天初到巴彦街的情景不禁浮现在眼前：1968年9月9日，我们早晨在红彦站下了火车，放眼望去，铁道边只有一座车站的道班房，值班的士兵在忙碌着。
几间草房组成了简陋的大车店，对面矗立着一座粮库。我们还看到一辆辆由牛马拉着的大轱辘车，赶车的人有的穿着皮衣，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后来才明白，他们是来接我们这些北京插队知青的。
当时，第一百二十七中的近150人抵达了巴彦公社。我们2.7班的18人、2.8班的4名男生，以及2.2班和2.4班的12名女生被分配到了巴彦街。
当我们把行李箱搬上大轱辘车，离开车站向西行进时，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目的地的迷茫。
坐在大轱辘车的车辕上，我们唱起了苏联歌曲《三套车》，那旋律中的悲凉与车夫的歌声如出一辙：“你看这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的财主要将它买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空旷的草原上，只有这十多辆马车缓缓前行。
天色渐暗，我们到达了甘河边，两岸燃起了篝火，对岸不时传来阵阵锣鼓声。
大人和孩子们把我们带到了生产队队部，那天的二米饭、土豆炖豆角、牛奶，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公社回来后，我变得更加从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队长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是买东西、贷款，还是找乡里办事，大家都来找我，因为我与乡领导在公社共处了七天，彼此熟悉，别人办不成的事，我却能办到。后来，我们分红的钱也都顺利拿到了。
1969年9月，我们来到巴彦街一周年之际，知青的房子也盖好了。它位于村子的东北角，距离河边大约50米。我们用杨木杆搭建了篱笆围墙，知青点终于像老乡家一样，拥有了自己的院落，还修了厕所。
知青们纷纷从老乡家搬了回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养了猪，开始了集体生活。老乡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都喜欢往这儿跑，我们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
不久，知青群体再次出现了波动。对知青的政策，尤其是针对插队知青的政策，似乎有所放宽。陕西、山西、丰镇的插队知青陆续在当地安排了工作，离莫旗较近的一些知青也陆续上岗。然而，我们依然过着冬去春归的生活，心中明白不会在此久留，却不清楚如何才能离开。
犹记得在一个下雨天，我来到甘河渡口的简陋窝棚，躺在用树干搭起的床上，望着雨雾笼罩的青山和奔腾不息的甘河水，不禁感慨万千，叹息自己的命运。什么时候才能像这甘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呢？
1974年，大学招生有名额限制，条件是：需由生产队推荐，再经公社报送才能上大学。当时我学习成绩一般，只是初中毕业，而且实行的是“社来社去”政策，所以对此事并未太在意。直到张国卿和张敏成功迁户口并进入南京大学就读，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尽管和老乡以及乡里领导关系不错，却错失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1975年春天，我回到了巴彦街。在北京时，我和沙德芳、许鸿禄已经商量好，这次回去一定要把户口迁回北京，因为北京知青办对病退和困退回京的政策似乎有所松动。
他们知道我和巴乡长关系不错，便让我牵头先去联系领导。我找到公社的巴乡长，他对我说：“你先回去，今年把组织问题解决了，上学的事包在我身上！”于是，我便回去了。
有人说即使上了学也不知未来如何，还是想回北京。我也觉得有道理。几天后，我再次前往公社，找到巴乡长，向他表达了我想回家的愿望，但苦于没有任何手续。
巴乡长非常仗义，他找来公社的秘书，直接将户口准迁证开到了北京。这次一共解决了5个户口问题，而剩下的知青还有20多人。老秃子队长为我感到惋惜：如果不愁户口问题，春天巴乡长带来的入党申请书本可以是我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并不后悔！离开巴彦街时，许多老乡都热情地请我吃饭。
临走的那天清晨，队长喜能的妻子特意为我们煮了许多鸡蛋。当乡亲们送我们到甘河边时，我凝视着奔腾不息的河水，心中默念：巴彦街——我终于像这甘河水一样，即将踏上新的旅程。然而，真正告别巴彦街的那一刻，我心里满是对多年同甘共苦的乡亲们，以及那片曾经为之奋斗的山山水水的深深眷恋。
这是我第二次离开巴彦街。
甘河水汇入嫩江，最终奔向大海，大海接纳了她。而我，带着户口回到北京，北京却将我拒之门外。
北京对知青的政策放宽了许多，街道主任看到户口准迁证后，不再像以前那样瞪着眼睛赶我们回去。
刚回北京时，我感到挺高兴，但时间一长，心情就变得烦躁了。尽管家长和朋友都说不着急，但怎么可能真的不急呢？与我一同回来的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因家里插队子女多，符合困退条件，在1976年初就上了户口，紧接着就参加了工作。
一队的沙德芳和任敏也相继办理了困退手续，落户并开始上班了。原本持有户口的我们五个人中，只剩下我和一队的许鸿禄。没想到，这次我又落在了后面，进退两难。
更令人沮丧的是，自从我们离开巴彦街后，村里的其他知青都托人在莫旗医院开具了病假证明，正式办理了病退手续，返回北京，并在三四月份陆续上班了。
巴彦街的人已所剩无几。我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我和许鸿禄终于明白，在北京解决户口问题已是力不从心，只能返回莫旗，回到巴彦街另谋出路。1976年5月，我和许鸿禄再次踏上了返回巴彦的旅程。
此时，知青点已经空无一人，剩下的两名知青都搬去老乡家借宿了。我回到村里后，暂住在老秃子家中，而许鸿禄则去了一趟老乡家。
当时的巴乡长已经调离，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我们不熟，但其他人还都认识。我俩找到了副乡长姜顺宽，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我们去加格达奇找他弟弟。他弟弟在加格达奇公安处工作。
开具医院证明的过程并不复杂。前一晚，我们带上两瓶酒拜访了地区医院的一位医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情况，对方非常同情。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拍了个片子，证明很快就开出来了。我的证明上写着：右臂有骨折史，建议从事轻体力劳动。
我们带着医院开具的证明，回到巴彦街办理了小队和大队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都同意我们办理病退。随后，我们前往公社找到了知青助理吕凤祥。这位助理是汉族人，有些贪心，但收下两瓶酒后，便爽快地给我们盖了章。
我和许鸿禄带着各自的病退材料来到莫旗知青办，工作人员收下了材料，并告知我们回去等待消息。
在巴彦街等待病退材料审批的日子里，我时常流连于甘河边，每天打鱼、吃饭，生活过得十分悠闲。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巴彦街的美，但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不知道病退手续何时才能送达北京。
巴彦乡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许多来自山东、辽宁的流动人口在甘河两岸擅自建立居住点，对当地的植被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莫旗组织机关人员和村民开展清山行动，劝说这些盲目流动人员返回原籍。
我和许鸿禄顶替了村里的名额，加入了清山队，每天可获得2元补助，这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我们在甘河西岸驻扎了两个月有余。
在劝导盲流返乡的过程中，我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一旦我将户口迁回北京，而北京又不接纳我们，那我们实际上也成了盲流——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最终还不是又回到这里参与清山工作？
然而，那段住在野外的日子，搭着简陋的窝棚，清晨看着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河面上薄雾轻飘，化作天边的白云，小草挂着露珠，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现在回想起来，那两个月的生活依然让我无比怀念。
不巧的是，1976年7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噩耗传来，我们的病退手续办理再次被搁置。为了全力救灾，病退和困退手续全部暂停，实在无可奈何。随后，两位伟人相继离世，我们的材料也因此一直拖到12月份，才递交到街道办事处。
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负责知青事务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协和医院进行病情复查。复查过程中，医生按照既定的流程操作，由于我们托了医院的一位大夫，整体还算顺利。
到了12月下旬，北京方面批准了我们的病退申请，材料被发回莫旗。当莫旗通知我们可以迁户口回北京时，新的一年已经到来。1977年1月21日，我的户口终于在北京正式落户。
以下是我插队8年期间，三次从巴彦街返京的经历。
在插队的8年里，我经历了苦与乐。巴彦街的山水土地滋养了我8年，这里的乡情让我终生难忘。甘河的水奔腾不息，汇入大海，而我离开巴彦街时，心中默默许下了一个诺言：巴彦街——我一定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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