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牛犊

发布时间：2025-05-28 00:03:02  浏览量：130

——人如飘萍（15）

1981年，我22岁，在整个编辑部，年级是最小的。农村孩子，本就没有什么见识，再加上年轻人的懵懂与莽撞，在社会知识方面，就显得特别无知与偏激。当然，有时候是自己把孟浪与偏激当成了勇气，有时候是别人把你的勇气当成了孟浪与偏激。比如有几件事，在当时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

第一，好发一些过激言论，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攻击别人的工具。比如，丁玲在报纸上发表了整版的歌功颂德的长诗，我当时有些不解：她受迫害最深，怎么还写得出这样大唱赞歌的作品？此事，立即成了被检举的口实；比如当时作家白桦正因为《苦恋》而大受批判，我却在给他寄送《无名文学》时附了一句向他致敬的话。白桦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并且希望把它刊登在《无名文学》上。政治经验丰富的可华老师经过认真思考，觉得不宜发表，建议另写一篇鼓励文学青年的文章。但是，白桦没有答应。其后，我与白桦还通过几次信，在信中也谈到了一些内幕。此事自然不会被暗中监视的人所忽略；另外，当时我老家正在分责任田，我对此一时并不理解，难免要发几句牢骚，结果第二天就被美编告到了文化局局长那里，说我对政策不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参与了《歌德与缺德》事件。 河北作家李剑在1979年第六期的《河北文艺》发表了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中心意思是把歌功颂德的作品说成“歌德”，把揭露阴暗面的作品说成“缺德”。当时，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歌德与缺德”的大讨论。影响所及，也波及到我所在的交河县城。我与李炳莹等四人被称为“缺德派”，被朋友戏谑为“四大缺德”，为此，恩师朱振岳与孙柏昌二位老师出于保护我的心情，分别与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过多参与此事，以免将来给自己惹麻烦。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是不服的。好在最后最高领导人定调，以李剑与河北文艺界领导田间做检讨而结案，没有其他人被波及。

只是李剑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写出了以《醉入花丛》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很明显都属于“缺德”作品，而且格调也不高。于是，又掀起一股被批判的浪潮，很多人都因此翻起了《歌德与缺德》的旧账。我对此颇不以为然，觉得应该一码归一码。于是，应《文汇月刊》余之老师约请，写了短文《一点意见》，发表在1981年第10期《文汇月刊》上。不料，此事被人告到了上级部门。可华老师看过这篇短文后，嘉吾勇而恨吾蠢，说：“你就等着当人家的炮灰吧。”还劝我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后，又读到2010年第三期的《当代作家评论》，里面有评论家初清华的文学评论《爱情：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首选突破口》。作者在梳理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流时，居然提到了这篇不起眼的《一点意见》，可见当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的。

第三就是《读史偶感》事件，因为有专文叙述，在此不赘。

对于上述事件，以现在的目光来看，到底是对还是错，依旧不好下结论，我也对此没有后悔过；但是，在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同时，也确实给可华老师，给《无名文学》带来了麻烦。为自己带来的麻烦买单，自然无可推托；但让别人与《无名文学》受牵连，心里却确确实实感到一点歉疚，虽然愧而无悔。

2025,4,13，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