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被杀前，满朝无人求情；他死后，众人争相为其昭雪；为何？

发布时间：2025-06-03 02:08:04  浏览量：108

于谦被杀前，满朝文武竟然无人敢为他公开上书求情。可等他死后，却有不少人站出来请求为他平反昭雪。这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不禁让人深思：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1449年，突如其来的“土木堡之变”震惊朝野。明英宗朱祁镇轻信宦官王振，亲征瓦剌，结果中了埋伏，被俘。大明朝一夜之间失去皇帝，军队溃败，京师震动。

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力排众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保卫京师，迅速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随后，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主掌军政，亲自披甲督战，保住了“大明江山”。

这场保卫战意义重大，不只是扭转了战局，“此举标志着文官集团首 次系统性掌握军事领导权。”于谦身为兵部尚书，亲自部署、调度、领兵作战，打破了以往“文官治政、武将领兵”的格局。文官染指军事，从此有了“合法先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立下大功的忠臣，在英宗复辟后，却被以“谋逆”罪名迅速处死，满朝文武几乎噤声，无人敢公开上书求情，有个别官员，如李侃、王复等，私下对石亨表达不满，但并未公开反对。可以说，于谦被杀，几乎无人出面阻止。

但几年后，许多官员开始纷纷上书替于谦鸣冤。都御史杨瑄多次上奏要求平反，英宗都没有理他；接着，给事中李贤也上书帮于谦伸冤，后来他还成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彭时、商辂等重臣也支持昭雪，1464年，宪宗登基后，于谦得以平反，追赠太师，恢复名誉。

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为于谦平反？

除了出于道义与公正，还有更深层的制度考量。于谦作为兵部尚书掌军成功，为文官掌军权提供了正当理由。从此之后，兵部尚书不仅能发兵调将，甚至能亲临前线。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像胡宗宪这样的封疆大吏，也需要依附内阁，才能安心的去打仗。五军都督府渐渐被架空，文官压制武将，成为制度性趋势。

甚至连一些从无军旅经验的言官，也能担任兵部尚书、统领三军。相比之下，于谦至少还曾随永乐皇帝北征、参与宣德年间军务，有一定实战基础。

关于土木堡之变，有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近年来逐渐流行：这场震惊朝野的军事惨败，很可能并非单纯的战略失误，而是文官集团故意制造的一场“苦肉计”，目的是借英宗亲征失败、勋贵集团全军覆没之机，一举清洗武将势力，打开文官染指军权的大门。

看似荒诞，但细想之下，却不无逻辑。

首先，文官一方面担心功高震主的武将势力（如张辅、朱勇、李谦等靖难功臣后代）尾大不掉，一方面又想扩大自身的实际控制权。要打破这个格局，使其战败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其次，此次出征，失败的原因，主要在王振，但情报被瓦剌提前掌握，如果朝中没有“通风报信”或“故意不作为”，也让人难以置信“20万大军说败就败了”更关键的是，那些有实战经验、有兵有将的“老勋贵”，几乎全军覆没。

此战之后，五军都督府几乎瘫痪，兵部尚书于谦顺势崛起，还创造了“文官领兵打胜仗”的先例。谁得利，谁可疑。当然，这种“阴谋论”很难有确凿证据。

但它至少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不是土木堡之变，文官真能这么快掌控兵权、压倒武将吗？这一变局，究竟是偶然，还是早有安排？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