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名将之子朱勇：战功赫赫却替太监背锅，死后还被于谦追责？

发布时间：2025-09-10 09:28:38  浏览量：94

1449年8月30日，明朝成国公朱勇在土木堡之变中浴血奋战，最终战死沙场。可等待他的不是褒奖，而是朝廷问罪。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战场上尸横遍野。瓦剌大军包围了明军，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数十位文武大臣战死。

其中就有58岁的成国公朱勇——这位明朝顶级勋贵、名将朱能之子，在率部突围时中伏阵亡。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哀荣，而是朝廷的问责。

大臣于谦等人认为朱勇“损兵折将，有罪于国”，建议削夺爵位。景泰元年，当朱勇之子朱仪请求为父亲举行葬祭时，代宗皇帝直言：“其身为大将丧师辱国，致使皇帝被逮，不予批准。”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朱勇出生于1391年，怀远（今安徽怀远）人。他的父亲朱能是明成祖朱棣麾下著名将领，在“靖难之役”中屡建奇功，1404年被封为成国公，位列靖难功臣第二，仅次于丘福。

朱能1406年在征讨安南的途中病逝，年仅27岁的朱勇承袭成国公爵位。凭借父亲的余荫和自身的努力，他很快在明军中崭露头角。

永乐年间，朱勇多次随明成祖北征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朱勇被任命为都督府总兵官，不久后又被授予太子太保衔。宣德年间，朱勇获封太保衔，成为明朝军事体系中的核心人物。

明宣宗曾召集大臣们说：“朕有一事，每以为虑。今军中将士，多有懈怠之心。公等皆为朕腹心，宜体朕意。”朱勇回应道：“臣等敢不尽心竭力，以报陛下！”

到正统年间，朱勇作为明朝最高军事将领之一，与英国公张辅等共同执掌京军。正统九年（1444年），朱勇率军出击蒙古，在全宁一带击败兀良哈部，因功加封为太子太师。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明。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

七月十六日，明军从北京出发，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得知前线战事不利后，王振惊慌失措，又决定撤军。在撤退路线上，王振坚持要经过其家乡蔚州，以“耀乡里”，导致行军路线迂回曲折。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土木堡。也先率瓦剌骑兵追击而至，包围了明军。当时明军缺水，挖地二丈仍不得水，士兵饥渴交加，士气低落。

也先佯装退兵，派遣使者议和。王振信以为真，下令移营取水，明军阵型大乱。瓦剌骑兵乘机发动总攻，明军顷刻间崩溃，自相践踏，死者无数。

朱勇奉命率五万兵马作为先锋突围。《明史》记载：“勇虽勇，然无谋，进军至鹞儿岭，敌伏发，全军覆没。”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

朱勇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结果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明军被围困在山谷中，骑兵无法展开，步兵难以结阵，成了瓦剌军的活靶子。

尽管陷入重围，朱勇仍率部浴血奋战。《明英宗实录》描述这场战斗：“勇督军进战，勇气百倍，殊死战，杀伤相当。”最终因寡不敌众，朱勇及其部众全部战死。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面临空前危机。皇帝被俘，精锐尽失，瓦剌大军直逼北京。在此危难时刻，于谦等大臣挺身而出，力主抗战。

然而在追究战败责任时，于谦等人却将朱勇列为罪臣之一。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维护军纪的需要。明朝在土木堡损失了二十多万精锐部队，这是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作为高级将领，朱勇确实负有指挥责任。于谦认为必须严肃军纪，以免效尤。

政治斗争的因素。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与勋贵武将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文官们希望通过追究武将责任，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朱勇作为勋贵代表，自然成为问责对象。

推卸责任的需要。明英宗被俘是奇耻大辱，总有人要为此负责。既然王振已死，皇帝不能被问责，那么活着的和死去的将领就成了替罪羊。朱勇战死沙场，无法为自己辩护，成了最佳问责对象。

于谦在景泰帝面前陈述：“朱勇身为大将，不察敌情，轻敌冒进，致使丧师辱国，皇帝蒙尘。若不加以惩处，何以激励将士，整顿军纪？”

这种问责其实有失公允。朱勇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受监军太监刘僧的牵制，而刘僧又直接听命于王振。朱勇在战场上的决策空间其实相当有限。

明朝太监监军制度始于明成祖时期。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得益于建文帝身边太监提供的情报，即位后便重用太监，逐步建立起一套太监监军系统。

明宣宗时期，太监监军制度被正式化。宣宗派太监到各地军队中“监视军事”，这些太监最初只有监督权，没有指挥权。但随着时间推移，太监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凌驾于将领之上。

明英宗时期，太监王振专权，监军太监的权力达到顶峰。王振派其亲信太监到各部队监军，这些太监实际上成为最高决策者，将领反而要听命于他们。

太监监军制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军事专业性的丧失。太监大多没有军事背景，不懂兵法战略，却凭借皇帝信任干涉军事指挥。在土木堡之变中，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却贸然下令进军，导致明军中伏。

指挥体系的混乱。监军太监和军事将领双头领导，使军队指挥系统混乱。将领需要同时听从兵部和监军太监的命令，往往无所适从。

将领积极性的挫伤。将领们在太监的监视下不敢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唯恐被诬告谋反。朱勇在鹞儿岭的决策就明显受到监军太监的牵制。

明太祖朱元璋曾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但明成祖打破了这个祖制。此后太监势力不断膨胀，成为明朝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朝皇帝宁愿相信太监也不愿意相信军事将领，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逻辑。

维护皇权的需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但皇帝个人精力有限，需要可靠的助手。太监作为皇帝的家奴，没有家族背景，完全依附于皇权，自然成为皇帝制衡文官武将的工具。

信息控制的需求。太监为皇帝提供了独立于文武百官的信息渠道。明宣宗曾说：“文武群臣皆有所私，惟宦官日夜在朕左右，无私可言。”这种认识使皇帝更愿意相信太监提供的情报。

防范武将的心理。明朝皇帝对武将一直心存猜忌，担心他们拥兵自重。朱元璋屠杀功臣，朱棣削夺藩王兵权，都反映了这种心理。太监监军实际上是皇帝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

个人信任的因素。明朝皇帝多深居宫中，与外界接触有限。太监自幼陪伴皇帝长大，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如明英宗与王振的关系，就像师徒父子，这种情感纽带往往超过制度性的君臣关系。

明孝宗时期的大臣李东阳曾痛陈太监监军之弊：“内臣出镇，非太祖旧制。一曰害民生，二曰挠政令，三曰养祸乱，四曰坏士风，五曰伤大体。”但这些劝谏往往被皇帝置之不理。

朱勇死后蒙冤，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才得以平反。成化三年（1467年），朱勇之孙朱仪上奏为祖父辩冤：“勇殉国难，宜有恤典。”宪宗下旨恢复朱勇名誉，追封为平阴王，谥“武愍”。

这一平反来得太迟，距土木堡之变已经过去近二十年。朱勇的遭遇反映了明朝政治中文官与勋贵武将集团的权力消长。随着时间推移，文官集团完全占据上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

太监监军制度在明朝中后期继续存在，但形式有所变化。明孝宗时期曾一度废除监军太监，但明武宗即位后又恢复。嘉靖时期再次裁撤，万历时期又再度设置。

明朝末年，监军制度甚至演变为文官监军。崇祯皇帝派文官到各部队担任监军，这些文官同样不懂军事，却瞎指挥，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兵部侍郎孙传庭等都以文官身份干预军事，导致明军在与农民军和清军的作战中屡遭败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发现文武百官皆不可靠，最终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价朱勇：“勇虽败殁，然力战而亡，视彼降溃者犹胜一等。削爵夺谥，未免过苛。”这一评价代表了后世对朱勇的普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