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手握重兵，等待死亡

发布时间：2025-12-04 18:20:52  浏览量：41

土木堡一役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继而发生北京保卫战，兵部尚书于谦一战定乾坤，稳住了朱明江山。

景泰一朝，于谦位高权重，手握京师兵权。然而，他却在“作”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亲手为自己布下了死亡陷阱。于谦固然不怕死，但又必须得死。

从老朱开国到宣宗驾崩的67年时间中，五任四代帝王励精图治，将大明王朝推向极盛。明朝由盛而衰的始于正统朝，关键节点就是兵败土木堡。

北京保卫战打赢后，形势仍不乐观。也先手里攥着奇货可居的朱祁镇，随时可能再犯京师。

国内也不安宁福建有邓茂七、浙江有叶宗留余部未灭，广东还有黄肃养的起义军；湖广、贵州、广西苗、瑶、壮等少数民族也纷纷揭竿而起，明王朝的统治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于谦实为不世出之奇才，他主掌兵部期间，军纪严明，营伍整肃，调兵遣将也是匠心独运。

为了培养一支召之即战，战之必胜的主力军，他又将土木堡战役中残损的三大营，改编为团营。景泰帝对他更是深信不疑，凡有章奏，一概准行。

景泰初年，戎马倥偬，国家多事，于谦忙于公务很少回家，身边仅留一养子侍候，生活方面也十分俭朴。景泰帝听闻后，派内侍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于谦咳嗽厉害，应该是常年患有哮喘支气管炎一类的疾病。有一次旧病复发，较为严重，景泰帝派太医为他看病，太医说需要竹沥和药方能痊愈。

京师地寒无竹，只有大内万岁山有竹林，景泰帝于是亲幸万岁山伐竹取沥，赐予于谦并从大内取用应有药材。

不少人看着眼红，上疏说皇上对于谦宠信太过，景泰帝说：“于公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一旦离开朝廷，又从何处再寻得如此之人呢？”

景泰帝即位之初，于国家行政不甚了解，每用一人，必先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也能做到无所隐瞒，不避嫌疑。就当时的地位而言，于谦已经超越了几个内阁大学士。

此外，于谦还有一个“总督军务”的头衔。

以兵部尚书兼总督军务，也就意味着于谦手里不但掌管着全国武职的考选、推荐，而且还是京营事实上的最高统帅。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独一份。

朝中御史多次上疏景泰帝，说于谦权力太专太大，请将兵部事务会同内阁奏行。景泰帝没有批准，坚决支持于谦。

当然人越红，越是危险。

于谦性格过于刚直，那些在职而不任事的、那些未能得到如于谦那样重用的同僚，对他妒忌横生。

官场之上无非进退二字，活要干但不能干多，话要说但要留有余地，在和平时代，于谦其实不是一个当官的好材料。

石亨是正统时期与杨洪并列的名将，阳和北口之战，石亨因兵败单骑逃回，被英宗论罪降官。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为石亨说清，推荐他为五军大营总兵官。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和石亨同守德胜门，重创也先。事后论功行赏，石亨封爵武靖侯，而于谦仅得了个少保的虚衔。

石亨也有自知之明，觉得于谦指挥全盘，身先士卒，功劳在自己之上，封侯之后心中颇觉惭愧，想着要暗中报答于谦。

可于谦又是不好声色，油盐不进的人，石亨便想着在景泰帝跟前提拔一下的他的儿子于冕。于冕此时不过是军中一个不知名的低级军官，如果于谦本人不表态，那么大概率就能调到京营中当个中层干部。

没想到，于谦非但不同意提拔儿子，还在景泰帝面前奚落了石亨一番，说他“位大将，不闻举一岩穴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益于军国事务，反而荐臣之子，于公义如何解释？”

石亨本是一番好意，官场同僚间相互帮衬也是常有之事，于谦犯不着上纲上线。石亨平白无故挨了一顿骂，因此对于谦心生不满。

仅是这件事，还不足以让两个昔日并肩战斗的好友撕破脸。让石亨难以接受的是，于谦过于正直了，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

于谦以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各营号令，进退赏罚皆出于己，而作为京营总兵官的石亨等人根本说不上话。于谦治军严，诸将军一旦有违反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立即上奏请示惩戒，这就让石亨受不了了。

石亨不满于谦，就要对抗，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京营总兵官共设三人，即武靖侯石亨、都督张轨和安远侯柳溥。此前是三人分统数营，景泰三年以后，三人不再分营，而是共同统率十营。

张轨是张玉第三子，张玉是靖难功臣，永乐时赠荣国公，其女为成祖妃，洪熙元年（1425）追赠河间王；张轨的长兄张辅，以功至英国公，为正统时的首席勋臣。

凭着皇亲贵族的身份，张轨和他的二哥张挽得以官至都督。可这货纯属纨绔子弟，凡是坏事没有他不敢干的，其为人行事与石亨的秉性相近，两人相得甚欢。

柳溥是安远侯柳升之子，宣德十年袭爵。他倒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但谋略一般。三人共掌京营，职责本就划分不清，而石亨与张轨又同穿一条裤子，柳溥则不免被架空，不能有什么作为。

在石亨的排挤下，柳溥后来被外放到广西担任总兵，顶替他的是都督同知杨能，这个杨能也上了石亨的贼船。

京营掌握着全北京的军权，事关国家安危。石亨背后搞出的这些动作，于谦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设法为应付皇权中的不稳定因素，而笼络一批忠于自己的部下，自始至终，于谦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于谦这种做法，放在官场上，那就是作。

后来发生的夺门之变，核心人物有两个，一是石亨，二是徐有贞。对于徐有贞，于谦也是缺乏必要的防备。

徐有贞，是一个儒士兼术士式的人物。他虽是进士出身，却对天文、地理、阴阳方术很有研究。英宗亲征瓦剌的时候，他以预言土木堡之败而出名。

不过徐有贞的仕途不得意，混迹官场十余年，还是个六品小官，偏偏他又是追名逐利之人。英宗被俘后，为了赢得主动权谋求进身，他第一个站出来主张南迁，结果遭到于谦等主战派的力驳，此后他一直不得志，四处钻营打洞，攀附权贵以求升官。

徐有贞通过关系走通了大学士陈循的路子，陈循保举他为国子监祭酒。于谦觉得徐有贞颇有才气，就在景泰帝面前说了好话，可景泰帝认为徐有贞心术不正，到国子监任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最终没有批准。

徐有贞却认为是于谦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怀恨在心。这本来就是一个误会，于谦只要稍微做点工作，让景泰帝的内侍出来澄清一下，疙瘩也就解开了。

于谦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计较别人的看法。

殊不知，官场远比战场险恶，对手的敌人就是朋友。徐有贞后来与石亨沆瀣一气，站在了于谦的对立面上，也正是这个徐有贞，在英宗犹豫不决的时候，递上了诛杀于谦的快刀。

于谦不树党，又不避嫌怨恨，得罪了不少人，就连他的亲信部下都唯恐与他有干系而遭嫉妒。

兵部右侍郎王伟，是于谦一手提拔任用的。土木堡之变后，王伟还是个监察御史，于谦爱其才，荐为兵部职方司郎中。

王伟也确实能干，处理军务文书常切中要害，于谦又保举他为兵部右侍郎。可就是这样一个屡受于谦大恩的人，竟然也背叛了他。

王伟见于谦得罪的人太多，恐日后有人将其视为党附而加以攻击，于是公然上奏于谦种种“过失”，想借此和于谦划清界限。

景泰帝怎么会轻信王伟呢？他将奏疏交给于谦，出了宫门后，刚好遇见王伟，于谦将奏疏拿给他看，王伟遂感无地自容。夺门之变后，王伟最终还是没逃过，以党附于谦的罪名被罢官归家。

背叛于谦的又何止王伟一人，和于谦保持距离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偌大的朝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于谦就是因为太作，把自己混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于谦只要不那么认真，抱着一种持位固禄的态度，就不会碰上那么多钉子。而且还能与同僚们关系融洽，说不定有朝一日还会位至公卿，但于谦显然不是这号人，他是真正的君子和大丈夫。

石亨、徐有贞等发动政变的时候，于谦掌握着京师最高军权，以他的才干，完全有能力来对抗这场政变。《国榷》中就有记载：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人，而两主无恙。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

意思是说，于谦不是没有能力阻止政变，是他不愿意看到英宗、景帝骨肉相残，他活着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为了大明天下苍生。

英宗复辟后，对于谦的态度尚犹豫不决，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给了英宗一个必杀的理由“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457年2月16日），于谦被斩于市，家属戍边。临刑前，于谦面无惧色，围观的百姓无不流泪。

于谦死后，曝尸于市，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召，为其收尸，归葬杭州。宪宗继位后，为于谦平反，成化二年恢复于谦的官号，并遣官至杭州致祭。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

《明史·于谦传》、《国榷》、《忠肃集附录》、《忠肃集》、《明英宗实录》、《于公祠墓录》、《明英宗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