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孽子：于谦和北京保卫战

发布时间：2025-12-19 20:40:33  浏览量：10

《明史·于谦传》：“及是，三大营军没，劲骑精卒尽陷，京师震恐。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烛火摇曳。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朱祁镇已成瓦剌部落的阶下囚，五十万明军精锐覆没于土木堡。噩耗传来，朝廷上下乱作一团，侍讲徐珵甚至当庭鼓吹：“臣夜观天象，天命已去，惟南迁可纾难。”

就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一个身着二品官服的身影霍然出列，声如洪钟：“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

说话者正是兵部左侍郎于谦。这个年过半百的浙江汉子，此刻双拳紧握，青筋暴起，眼中却燃烧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一场决定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及第时，他不过二十三岁。初次面圣，这个江南书生就给永乐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其他新科进士战战兢兢时，唯有他气定神闲，对答如流。

初入官场，于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个职位如同今天的纪检官员，专门纠察百官得失。年轻的于谦很快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胆识。《明史》记载他“巡按江西，辨冤狱数百”，更敢当面弹劾权贵。一次，汉王朱高煦（永乐帝次子）纵容家奴强占民田，满朝文武皆不敢言，唯有于谦上书直谏，最终迫使汉王归还田地。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真的举兵造反。宣宗御驾亲征，于谦随行。大军压境之时，宣宗命于谦起草诏书斥责叛军。于谦立于阵前，声音朗朗，历数汉王罪状，“词正色厉，高煦伏地战栗”。这场兵不血刃的平叛，让于谦的名字第一次传遍朝野。

此后十余年，于谦历任山西、河南巡抚。地方官任上，他创下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每年冬春之交，亲自骑马巡视两省，访贫问苦。《明实录》记载他“轻骑简从，遍历州县”，发现灾情立即开仓放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创设“平仓法”——丰收时高价收购粮食储存，灾荒时低价出售，既平抑粮价，又充实国库。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城，任兵部左侍郎。离任那天，山西、河南百姓自发沿路相送，有人甚至在家中供奉他的长生牌位。谁也想不到，这位以爱民著称的文官，即将面临一场惊天巨变。

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南侵。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怂恿下，决定效仿曾祖父永乐皇帝御驾亲征。

于谦闻讯大惊，连夜上书劝阻：“圣上年少，未谙兵事。瓦剌骁勇，宜遣大将征之。”但奏疏如石沉大海。七月十七日，英宗带着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发，于谦被留在京城处理兵部日常事务。

谁也没想到，这场亲征会演变成明朝开国以来的最大灾难。八月十五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遭瓦剌骑兵围歼，五十万精锐全军覆没，随行文武大臣死伤殆尽，英宗本人被俘。消息传到北京，已是八天后。

八月二十三日夜的朝会上，满朝文武面如土色。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大声疾呼：“臣观天象，历数已变，天命已去。惟南迁都南京，可避此难。”

此言一出，不少大臣暗自点头——是啊，京城空虚，瓦剌骑兵不日即到，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不可！”

一声断喝震得大殿梁柱嗡嗡作响。于谦一步跨出文官队列，手指徐珵，目光如电：“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俱在此，一动则大势去矣！宋室南渡之事，诸君忘了吗？”

他转向监国的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撩袍跪地：“臣请速召各地勤王之师，死守北京。敢言南迁者，按律当斩！”

朝堂上一片寂静。许久，吏部尚书王直颤声问道：“于侍郎，京城守军不足十万，多为老弱，如何抵挡瓦剌铁骑？”

于谦站起身来，一字一句道：“没有精兵，就练新兵；没有良将，臣亲自上阵；没有粮草，臣砸锅卖铁也会筹来。唯有一条：天子蒙尘，国不可一日无君！”

这句话点醒了所有人。在于谦力主下，九月六日，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景泰帝，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国本。而于谦本人，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防务。

九月的北京城，俨然成了一座大兵营。于谦将自己的兵部大堂变成了战时指挥部，墙上挂满地图，案头堆满文书，而他常常彻夜不眠。

第一道难题是兵力。三大营精锐已葬送土木堡，京城只剩老弱残兵十万。于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武库，发放盔甲兵器，将城中青壮编入守城队伍。同时八百里加急，征调河南、山东等地备操军、运粮军进京勤王。

“大人，通州粮仓有存粮百万石，瓦剌将至，是否焚毁以免资敌？”有部下请示。

于谦拍案而起：“糊涂！那是百姓活命粮！传令：所有官军预支半年饷银，自行前往通州运粮，运一石进京，奖二钱银子！”

这道命令创造了奇迹。短短半月，数万军民昼夜转运，百万石粮食尽数入京。更妙的是，运粮队伍络绎不绝于途，客观上造成“大军云集”的假象，迟滞了瓦剌军的推进速度。

十月一日，于谦做出一个惊人决定：将京城九门守将全部更换。德胜门作为正面战场，由他亲自镇守；其他八门分别由石亨、孙镗等将领把守。临行前，他下达了著名的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也先主力抵达北京城下。这个刚刚俘虏大明皇帝的蒙古枭雄，派使臣送来通牒：“送上金帛万万，可赎回尔主。”

于谦冷笑一声，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回复：“大明有战死的尚书，无求和的尚书！今日只知军旅，他非所敢闻！”

使者悻悻而去。也先大怒，挥军猛攻德胜门。

战斗最激烈时，瓦剌骑兵已突破外围防线。于谦身披甲胄，立于德胜门箭楼之上，亲自擂鼓助威。箭矢从耳边呼啸而过，他恍若未闻。突然，一支冷箭射中他左臂，鲜血瞬间浸透官袍。

“大人！”亲兵惊呼。

于谦一把折断箭杆，厉声道：“不得声张！”继续擂鼓。

主将如此，三军效死。明军凭借火炮、弓弩和巷战，与瓦剌军展开殊死搏杀。德胜门外的民居内，埋伏的神机营火铳齐发；西直门外，石亨率骑兵反复冲杀；彰义门下，百姓自发登上城头，投掷砖石滚木。

相持五日，瓦剌军死伤惨重。也先终于意识到，这座城池和城中的那个书生，是他无法逾越的屏障。十月十五日夜，瓦剌军悄悄拔营北撤。于谦当机立断，命石亨率骑兵追击，在固安又歼敌万余。

北京保卫战胜利了。九十天里，这个从未带过兵的文官，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在皇帝被俘、精锐尽丧的绝境中，硬生生守住国都，挽救了大明王朝。

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无奈释放英宗。然而归来的“太上皇”成了敏感的存在。景泰帝将哥哥软禁南宫，一关就是七年。

这七年里，于谦全心投入国事。他改革军制，创建团营；治理黄河，整顿漕运；减免税赋，与民休息。《明史》评价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景泰帝赐他豪宅，他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最后只接受了一个“少保”的虚衔。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武将石亨、文官徐有贞（即当年主张南迁的徐珵）等人趁夜发动政变，撞开南宫大门，拥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

二月十六日，复辟成功的英宗在徐有贞等人蛊惑下，以“谋逆”罪名将于谦下狱。满朝震惊，连英宗本人也迟疑：“于谦实有功。”

徐有贞阴恻恻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无名。”

这句话决定了于谦的命运。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二十二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刑场。沿途百姓哭声震天，有人甚至设香案祭拜。临刑前，于谦神色自若，吟出多年前在巡抚任上写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吟罢，引颈就戮，终年五十九岁。锦衣卫抄家时，发现这个执掌兵部八年的重臣，家无余财，唯正室紧闭，打开后只有景泰帝赐的蟒袍、宝剑，整齐供奉于案。

成化元年（1465年），于谦冤案平反。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其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后改“忠肃”）。万历十八年（1590年），于谦与岳飞同祀杭州西湖，称“湖上双忠”。

今天，当我们走过北京德胜门，或是杭州于谦祠，或许还能感受到那个书生尚书擂鼓督战的身影。在国家危亡之际，总有人挺身而出，以一己之躯扛起将倾的大厦——这正是于谦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文人的风骨，孤臣的担当，和在绝境中永不熄灭的勇气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