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女知青的肚子大了，被一辆吉普车接走，我以为这就是结局
发布时间：2026-01-22 11:05:06 浏览量：1
都说时间是把钝刀子，杀人不留痕。
可对我李劲松来说，时间更像一块磨刀石。
1974年大兴安岭的那个冬天，磨出了一把锋利无比的怨气，在我心里搁了半辈子。
那天，苏婉的肚子已经藏不住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从天而降，把她从我们这群知青的唾沫星子里捞走了。
我扭头就进了林子，砍了那棵刻着我们名字的白桦树。
我以为那就是结局，是她用肚子换来的结局，也是我亲手给的结局。
可几十年后，当我以为自己早就赢了这场无声的战争时，才发现，我连故事的开头都没看懂...
01
一九七二年的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的铁皮长虫，吞下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哐当哐当地往北爬。
车厢里一股子汗味、方便面味和廉价烟草味混合的怪气味。
窗外的景致从灰扑扑的楼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再往后，就只剩下树，无穷无尽的树。
我叫李劲松，北京来的。旁边坐着王大嘴，也是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长大的。
他正唾沫横飞地跟人吹牛，说他爸认识哪个哪个干部，下乡就是来体验生活。
我懒得听，把头扭向窗外。
火车停在一个地图上都得用放大镜找的小站。我们被赶下来，一股冷得能钻进骨头缝的风猛地灌进我脖子里。
接我们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斗里铺着一层稻草。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男人，脸膛黑红，眼角耷拉着，是林场的场长老黄。
他点了点人头，嗓门跟破锣一样，“都上来，抓稳了。掉下去，喂了熊瞎子可没人管。”
车开起来，土路颠得人五脏六腑都错了位。王大嘴还在那儿嚷嚷：“这什么破地方！”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路两边飞速后退的白桦树。
树干笔直，白得像粉笔，上面布满了黑色的、像眼睛一样的疤痕。一排一排，看得人眼晕。
那时候，我还没认识苏婉。
林场的生活，就是三个字：冷，饿，累。
天不亮就得起，喝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扛着斧子和锯就得上山。
大兴安岭的冬天，雪能没过膝盖，哈口气都能在眉毛上结一层白霜。
伐木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
油锯手是老师傅，我们这些知青，就负责用大锯把放倒的树木截成段，再往下拖。
一天干下来，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结成茧。晚上回到大通铺，脱了鞋，那股酸臭味能把人熏个跟头。
知青点里，男男女女隔着一道薄薄的木板墙。晚上熄了灯，墙那边女知青的嬉笑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哭声，都听得真真切切。
精力过剩的半大小子们，就凑在一起抽烟，说荤话，要不就抱着吉他吼几嗓子流行不起来的歌。
苏婉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像一滴清水，滴进了我们这锅浑浊的油汤里。
她是从上海来的，比我们晚了半年。来的时候，就提着一个蓝色的布包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
人长得清秀，皮肤白，不像我们，一个个都被山风吹得跟土豆似的。她不怎么说话，别人跟她打招呼，她就点点头，或者轻轻“嗯”一声。
王大嘴说：“瞧这上海妞，劲儿劲儿的，跟咱就不是一路人。”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她总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她会找个最角落的位置。
别人聚在一起吹牛打屁，她就捧着一本封面都磨烂了的书看。那本书没有皮，看不出名字。
我跟她熟起来，是因为一件小事。
那天收工，我的手套不知道丢哪儿了。
林场的冬天，没手套，手不出五分钟就得冻成胡萝卜。我正发愁，苏婉从我身边走过去，停了一下，又退回来。
她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副线手套，递给我。那手套洗得很干净，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我的备用。”她说，声音很轻。
我愣了一下，接过来，“谢了，李劲松。”
“苏婉。”
就这么简单。第二天我把手套还给她，还的时候，里面塞了两个煮鸡蛋。那是我们一个月的定量，我攒下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收下了。
后来，她宿舍的窗户被风吹坏了，漏风，晚上冻得人睡不着。我趁着休息天，找了些木条和碎玻璃，给她修好了。
她站在一边，给我递钉子，递锤子。阳光从修好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一闪一闪的。
那天，她第一次对我笑了。
从那以后，我们的话就多了点。上山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走在她旁边。
她体力不行，拖木头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帮她推一把。她会把自己分的干粮，偷偷掰一半塞给我。
我们之间的事，没挑明，但知青点的人都看在眼里。王大嘴见了我就挤眉弄眼，“行啊你小子，把那上海的冷美人给捂热了。”
我懒得理他。
02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三年夏天。林子里的草长得疯，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那段时间，林场在搞什么“大会战”，天天加班加点地伐木。
出事那天，天阴得厉害，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们正在一个山坡上作业，油锯手刚放倒一棵几十米高的落叶松。按规矩，树倒的方向要清场，人得躲得远远的。
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那棵大树倒下来的时候，发出“咔嚓”一声怪响，树梢弹了一下，整个树干猛地朝旁边偏了过去。
苏婉正好在那边清理枝丫。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来不及想，吼了一嗓子“快跑”，就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她死死地扑倒在地。
巨大的树冠擦着我的后背砸下来，带着一股横扫一切的劲风。周围的人都在尖叫。我感觉胳膊上一阵滚烫，像是被烧红的铁烙了一下。
等我回过神来，苏婉趴在我身下，吓得脸都白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的胳膊被一根断了的树枝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把半边袖子都染红了。
老黄黑着脸跑过来，骂骂咧咧地组织人把我抬下山。
那次，我胳膊缝了十几针。在宿舍里躺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都是苏婉在照顾我。她每天给我打饭、喂药、换纱布。她的手很巧，换药的时候一点都不疼。
她不说话，就那么低着头，一圈一圈地给我缠绷带。
有时候，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膏的香味，那味道，跟林子里那些野花不一样。
有一天晚上，宿舍里就我一个人。她端着一盆热水进来，给我擦身子。擦到胳膊上的伤疤时，她的手停住了。
我看见一滴眼泪掉下来，砸在我的胳膊上，有点烫。
我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别怕，都过去了。”我说。
她没抽回手，点了点头。
伤好了以后，我跟苏婉的事，就算定了下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秘密。林场西边，有一片白桦林。
那里的树长得特别好，又白又直。我们找了最深处的一棵，在一块光滑的树皮上，我用随身带的小刀，笨拙地刻下了我们俩名字的缩写。
“LJS”和“SW”。
我刻得很深，生怕风吹雨打给磨没了。苏婉就站在旁边看，眼睛亮晶晶的。
她说：“劲松，等以后我们回城了，还回来看它吗？”
我说：“回，肯定回。到时候，我们带孩子一块儿来。”
她脸红了，低下头，踢着脚下的落叶。
那棵白桦树，成了我们的精神寄托。
每次心里烦了，或者想家了，我们就跑到那儿去，靠着树干坐一会儿，什么话都不说，心里就踏实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熬到返城的那一天，我就带她回北京，见我爸妈。
变故，是从场长老黄开始的。
老黄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对我们这些知青，更是横眉冷对，张口就骂。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黄阎王”。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发现，老黄对苏婉有点“不一样”。
下大雪，别的女知青都得上山抬木头，老黄却把苏婉叫去仓库，整理工具，那是林场最轻省的活。
上面来了文件，几十页的，老黄不识几个字，以前都是叫场部的会计念。现在，他都把苏婉叫到他那个小办公室去，门一关，就是一两个小时。
风言风语，就像春天里的蒲公英，一夜之间就飘满了整个知青点。
最起劲的，就是王大嘴。他一天到晚在男宿舍里神神叨叨，“看见没？苏婉的路子野着呢！攀上老黄这高枝了！”
“老黄老婆在县城，一年到头不回来几趟。这孤男寡女的，干柴烈火……”
“人家上海姑娘就是脑子活，知道怎么走捷径。咱们啊，傻乎乎地在这儿砍树，人家说不定明年就第一个返城了。”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我找到王大嘴，把他从通铺上拽下来，一拳就打在他脸上。“你他妈的嘴再不干净，我给你撕了！”
我们俩滚在地上打了一架，被人拉开的时候，两个人脸上都挂了彩。
晚上，我去找苏婉。我问她，是不是真有这事。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点红，但什么都没解释，只是说：“李劲松，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那你告诉我，老黄为什么老找你？”我追问。
她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没什么。就是……看些文件。”
她的沉默，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我们俩站在宿舍外面，风吹得白桦树叶子哗哗响。那晚，我们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我和苏婉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我们还是一起上山，一起吃饭，但话越来越少。我心里憋着一股火，她好像也揣着什么天大的心事。
那层膜，在开春后，被彻底捅破了。
苏婉怀孕了。
一开始，只是干呕。她总说是吃坏了东西。但后来，她的饭量越来越小，人也肉眼可见地憔悴下去，可腰身却一天比一天粗。她开始穿那种最宽大的棉袄，想遮住，但在女知青的集体宿舍里，这怎么可能藏得住。
消息像炸弹一样，在知青点引爆了。
所有人都认定，孩子是老黄的。
“我就说吧！这下肚子都搞大了！”
“看她以后还怎么装清高！”
“真不要脸，为了返城，什么都干得出来。”
苏婉成了过街老鼠。吃饭的时候，没人愿意跟她坐一桌。走在路上，背后全是戳戳点点的脊梁骨。以前跟她关系还不错的几个女知青，现在见了她，都像躲瘟疫一样绕着走。
我成了最大的笑话。那个为了她跟人打架的傻子。
我去找她，把她堵在仓库后面。我盯着她的肚子，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
“是不是他的？”我的声音都在抖。
她脸色惨白，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印。她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
“那是哪样？你告诉我啊！”我几乎是在吼。
她只是哭，一个劲儿地摇头，就是不肯说出一个字。
那一刻，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彻底碎了。我看着她，这个我曾经想用命去保护的姑娘，突然觉得无比陌生。她的眼泪，她的沉默，在我看来，都成了默认。
我转身就走，再也没回头。
日子变得像一潭死水。我把自己埋在繁重的劳动里，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回到宿舍倒头就睡，这样就没力气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我再也没和苏婉说过一句话。在林场里碰见了，我就当没看见，扭头走开。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我一次都没回头。
整个林场，都在等着看这场好戏怎么收场。
有人说，老黄会跟县城的老婆离婚，娶了苏婉。有人说，老黄会找个由头，把苏婉送到哪个山沟里的分场去，让她自生自灭。
大家都在猜。
就在这年冬天，一九七四年的冬天。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东西，开进了我们林场。
那是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212。车头上还挂着牌子，不是我们这地方的号。在当时，这种车，比大熊猫还稀罕。
车子卷着雪末，一路开到知青点门口，停下了。
场长老黄从他那间小办公室里一路小跑出来，脸上堆着我从没见过的谦卑笑容。他跑到车门边，拉开车门。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四个兜干部服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气质跟我们这林海雪原格格不入。
老黄陪着那个男人，径直走向女知青宿舍。
所有人都从屋里探出头来看。我也站在人群里。
老黄在苏婉的宿舍门口停下，敲了敲门。
门开了。
苏婉走了出来。她穿着那件宽大的旧棉袄，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手里提着她来时的那个蓝色布包袱。
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就算有棉袄遮着，也能看出隆起的弧度。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她那隆起的肚子，像一个公开的罪证，无所遁形。
她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平静。她没有看那些对她指指点点的人，也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她只是在准备上车的时候，抬起头，越过人群，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里面好像有不舍，有委屈，有决绝。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丝……怜悯？像是在可怜我。
然后，她转过头，弯腰钻进了吉普车里。
吉普车发动了，掉了个头，在雪地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扬长而去。
车子消失在林海的尽头，留下我们这群目瞪口呆的知青，和漫天飞扬的尘土。
王大嘴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一拍大腿，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所有人都听见：“我操！牛逼啊！这他妈是让大官给接走了啊！老黄这关系可以啊，搞大了肚子，还能找这种车来擦屁股！”
旁边立刻有人附和：“可不是嘛！京字头的牌子，这得是多大的干部？”
“这女的也算熬出头了，就是不知道被拉到哪儿去，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些议论像无数只手，把我心里那根名叫“理智”的弦，一根一根地全部扯断了。我所珍视的一切，那个白桦林里的誓言，那个奋不顾身的拥抱，全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她最后的那个眼神，那辆神秘的吉普车，那个隆起的肚子，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在我心脏上反复切割。
我觉得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她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选择了一条我永远也够不着的通天路，我们之间的一切，都被她干净利落地抹掉了。
我感觉一股血直冲脑门，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嗡嗡的轰鸣。我疯了一样推开身边的人，冲出宿舍。我没穿大衣，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去那个地方。
我跑进林场西边的那片白桦林，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里。我找到了那棵树。
树干上，“LJS”和“SW”的刻痕，在白色的树皮上显得那么刺眼。
我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了平日里用来砍柴枝的短柄斧，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斧头，一斧头，狠狠地砍向那块刻着字的树皮。
“铛！”“铛！”“铛！”
冰冷的空气里，只有斧头砍进树木的闷响，和我自己牛一样粗重的喘息声。木屑和雪沫四处飞溅。
我不知道砍了多久，直到那棵不算太粗的白桦树发出一声不甘的呻吟，轰然倒下，在雪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我也跟着跪倒在雪地里。我看着被我亲手毁掉的刻痕，看着那倒下的、光秃秃的树干，眼泪终于流了下来，瞬间就在脸上结成了冰。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
从今往后，我要用我的余生，来忘记这个叫苏婉的女人，和这个耻辱的冬天。
但我没想到的是事情到后面完全变了...
03
砍了树，我也像被抽掉了筋骨。大病一场，高烧不退，说胡话。老黄来看过我一次，黑着脸，什么也没说，给我留下两包药就走了。
病好后，我彻底变了个人。话更少了，眼神也变得冷冰冰的。我不再跟任何人争吵，也不再理会任何人的闲言碎语。我就是干活，拼了命地干活，像一头只会拉磨的驴。
林场里，苏婉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禁忌。没人再提起她，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出现过。
一九七六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结束了。空气开始松动。紧接着，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我成了林场第一批拿到回城指标的人。
走的那天，还是那辆解放牌大卡车，还是那条颠簸的土路。来的时候，车上挤满了人，吵吵嚷嚷。走的时候，车上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一路沉默。
我又看到了路两边的白桦林。它们还是那么白，那么直，像一支支沉默的军队。
我没有去找那棵被我砍倒的树。
回到北京，一切都变了样。我爸妈看着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说我瘦了，黑了。
我把在大兴安岭的那几年，连同苏婉这个名字，一起打包，塞进了记忆最深的角落。
我从不跟任何人提起。那个地方，就像我人生中一个化了脓的伤口，我用厚厚的纱布把它裹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后来，高考恢复了。我捡起丢了好几年的课本，没日没夜地学，居然考上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进一家国企。按部就班地工作，升职。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一个本分踏实的北京姑娘。我们结婚，生子。
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但也安稳。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有点愤世嫉俗，话不多，喜欢一个人喝闷酒。老婆总说我心里有事，我每次都摆摆手，说没事，就是累。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二十一世纪。单位改制，我办了提前退休。儿子也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家里一下子清静下来，我反倒有点不适应。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了王大嘴的电话。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咋咋呼呼，隔着电话线都能感觉到他的唾沫星子。
“劲松！老李！周末有个聚会，咱们林场那拨的，都来啊！老地方，就咱以前常去那馆子！”
我本能地想拒绝。那些人，那些事，我不想再碰。
王大嘴在那头嚷嚷：“别不来啊！这次可不一样，你猜谁也来？黄阎王！老黄！他也退了，回北京养老了。几十年没见，出来聚聚！”
老黄？
我心里动了一下。挂了电话，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周六那天，我还是去了。
饭馆里闹哄哄的，一张大圆桌，坐了十几个人。都是些头发花白、脑满肠肥的中年男女。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前这些面孔，跟记忆里那些年轻的、被冻得通红的脸对上号。
王大嘴还是那个德行，嗓门最大，话最多。他见我来了，一把搂住我肩膀，“哎哟，劲松你可来了！快坐快坐！”
我看到了老黄。他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他坐在那儿，不怎么说话，只是端着一杯酒，慢慢地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开始忆苦思甜。说着说着，就又说到了那些陈年旧事上。
王大嘴喝得脸红脖子粗，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又提起了那个名字。
“哎，你们说，咱们那拨人里，最传奇的，还得是那个苏婉吧？”
他神秘兮兮地说，“当年坐着小吉普就走了，那叫一个气派！黄场长，”他把头转向老黄，“这么多年了，您给我们透个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您……嘿嘿……”
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地一下集中到了老黄身上。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老黄放下酒杯，杯底在桌上磕出“嗒”的一声轻响。饭桌上瞬间安静下来。
他浑浊的眼睛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都过去快三十年了……”他的声音很沙哑，“有些事，不说，也就烂在肚子里了。今天既然问起来，我就跟你们说道说道。”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辣得他龇牙咧嘴。
“你们都以为，苏婉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吧？”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倒是想有那本事。可惜，我没那个福气。”
王大嘴愣住了，“不是您的？那是谁的？”
老黄没理他，眼睛还是看着我。“劲松，你还记不记得，跟苏婉一个地方来的，上海，有个叫许文杰的小伙子？”
许文杰？我脑子里飞快地搜索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一个很瘦弱、戴眼镜的男孩，跟苏婉一样，不爱说话。他们好像是中学同学。
“记得……他不是……七三年秋天，让山洪给冲走了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
“对。”老黄点了点头，“就是他。苏婉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饭桌上一片死寂。
“他们在下乡前，就好上了。”老黄继续说，“许文杰死了之后，苏婉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那孩子，是许文杰留在这世上唯一的根。”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那她为什么不解释？”一个女知青忍不住问。
老黄冷笑一声：“解释？怎么解释？在那个年头，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男的还死了，死无对证。她要是说出来，你们信吗？林场信吗？上面信吗？说出来，第一个结果就是批斗，然后就是被逼着把孩子打掉。她那是不想活了，才敢说。”
“她一个人，把所有的脏水都扛下来了。就是为了保住许文杰那点血脉。”
我的手开始发抖，酒杯里的酒洒了出来，滴在裤子上。
“那……那辆吉普车呢？”王大嘴的声音都变了调。
“吉普车……”老黄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苏婉的家庭成分，你们都不知道。她父亲，是上海市里一个不小的干部，文革初期被打倒了。一直到七四年，才平反，官复原职。”
“她父母官复原职后，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后来托人，找到了我以前在部队的老首长。老首长给我来了封信，说这姑娘家里出了变故，让我在林场多照顾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叫她去办公室，给她安排轻省活的原因。那不是看文件，是老首长的信，我一个大老粗不认识几个字，让她给我念，再让我口述，她写回信，报告她的情况。”
“后来，她父母从信里知道了她怀孕，还被孤立的事，急疯了。她父亲当时刚恢复工作，就动用了所有能动的关系，派了秘书，开了那辆车，十万火急地从北京绕道过来，就是要把她接走。省里直接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务必配合，而且要绝对保密。”
老黄说到这，又把目光转向我。
“劲松，她上车前，看了你一眼。我当时就站在旁边，我看见了。她那是想跟你告别，但她一个字都不能说。她知道你误会了，恨她了。但她没得选。一边是你的误解，一边是肚子里那条命，你说她能怎么选？”
04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饭馆里的喧闹，王大嘴的惊呼，其他人或震惊或尴尬的表情，全都模糊成了一片。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老黄那沙哑的声音，和那段被尘封了近三十年的真相。
背叛，捷径，羞辱……我用半辈子时间给自己构建起来的怨恨高墙，在这一刻，轰然倒塌。
我不是那个被背叛的可怜虫，我是一个残忍的刽子手。
我砍断的，不是一个虚伪的誓言，而是一个姑娘在绝境里，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指望。
她一个人，承受着爱人离世的悲痛，承受着未婚先孕的恐惧，承受着所有人的白眼和污蔑。而我，那个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她的人，却在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了她最重的一刀。
我甚至，亲手砍倒了他们爱情最后的见证。
那棵白桦树。
我以为的结局，原来只是她悲壮故事的序章。
那顿饭后来是怎么散的，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老黄在临走前，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这是她后来的地址。”
老黄说，“她回上海后，没多久就申请调到了南方一个小城市。她终身没再嫁人，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也该退休了。儿子很出息，听说在美国读博士。去不去见她，你自己定。”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没有去。
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她？去告诉她，当年那个混蛋，现在知道错了？
道歉有什么用？能换回她那几年受的委屈，还是能换回我这几十年活得像个行尸走肉的时光？
一个周末，我没告诉任何人，独自一人买了一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
从哈尔滨，再转乘客车，一路颠簸，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林场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原来的知青大院，也盖起了新的楼房。
我凭着记忆，走进了西边那片白桦林。林子比以前更密了。
我找到了那个地方。
那棵被我砍倒的白桦树，只剩下一个半人高的树桩，树桩已经腐朽发黑。但在它的旁边，拱出了一丛新的枝丫，长得郁郁葱葱，比周围的树都要茂盛。
我在树桩前站了很久很久。
北方的风，还是那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林子，对着那个腐朽的树桩和那丛新生的小树，轻声说了一句：
“对不起。”
这句迟到了三十年的道歉，没有说给苏婉听，是说给我自己的。
说完，我转身，离开了那片白桦林，再也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