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胡世宁之品格

发布时间：2026-02-01 10:02:08  浏览量：7

士人委身王家，所求不过立功成名而已。然而功业有幸成就，名声却未必能与之相称，若非品格出众、才华卓绝的贤能之人，又怎能树立刚正不阿的气节，坚守清白无瑕的操守，以此劝勉世人、匡正风气呢？张瀚家乡杭州之地，如忠肃公于谦、端敏公胡世宁，他们的节义操守与品行修养，可谓将立功成名与清白气节兼而有之。倘若二公能够复生，即便让张瀚为他们执鞭引路，他也心甘情愿、满心敬仰。至于张瀚身边的几位友人，他们也有着令人敬佩的凛然义气，修身自持、品行高洁，虽不及二公英名赫赫、难以并肩，却也算得上是仰慕先贤、追随其足迹的人。静心思索，张瀚深感自身不及先贤之万一，而对这几位友人，也时常心生仰慕与思念。因此，张瀚特意记录下于公、胡公的些许事迹，放置在案头，时常对照自省，以此砥砺自身。

忠肃于公的功业彰显于朝廷之上，为天下人所共同敬仰，而他廉洁清正、刚正不阿，一丝一毫也不谋取私利的品性，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明代宗景皇帝在位之时，曾多次赏赐于公府邸，于公都竭力推辞，始终居住在宫中的值班房内，勤勉理政、不辞辛劳。他与夫人董氏相伴相守，夫妻二人同甘共苦、淡泊度日，身边从未有过姬妾侍奉，饮食简约、不食两样荤菜，衣着朴素、不穿两件皮衣。他在乡里的居所仅有几间茅屋，勉强能够遮蔽风雨，家中只有几亩薄田，收成仅够维持全家的粥饭生计，毫无多余积蓄。

后来，明英宗英皇帝复辟复位，石亨、徐有贞等人嫉妒于公的功绩与威望，设计陷害，终将其杀害，彼时于公正值六十岁。朝廷查抄他的家产时，发现家中并无任何多余财物，唯有皇上赏赐的盔甲、袍带等物品，再无他物。英皇帝得知此事后，幡然悔悟，慨叹于谦家中一贫如洗，此前却有人诬陷他贪赃枉法、财物堆积如山，贤与不贤的差距，简直天壤之别。石亨在一旁听闻此言，羞愧不已，只能低头不语。不久之后，边境传来警报，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恭顺侯吴瑾感慨道，若是于谦没有死，敌人怎敢如此猖獗，边境又怎会陷入这般困境。

于公一生精忠报国、赤诚之心可昭日月，起初朝廷赐予他“肃愍”的谥号，张瀚认为实在不够恰当，未能充分彰显他的忠勇与功绩。从前张瀚曾向巡抚傅孟春公谈及此事，傅公深以为然，于是草拟奏疏，上奏朝廷请求将谥号改为“忠愍”。朝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众臣认为，为天下大事而死容易，成就天下大事却十分艰难，于谦的功绩卓著，应当表彰他所成就的大业，不必过分哀悼他的惨死。最终，朝廷决定将其谥号改为“忠肃”，肯定了他的忠诚，也彰显了他的刚正，更为贴合他一生的品行与功业。

其实于公的功绩远不止于此，正统年间，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京师震动，朝野上下有人主张南迁避祸，正是于公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坚守京师、抗击外敌。他亲自督战，调度有方，内固京师防务，外筹边镇粮草，条分缕析、举措得当，使得社稷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安居，边境得以安宁。他的忠肝义胆，早已深深印在世人心中，即便蒙冤受戮，天下百姓也始终铭记他的恩德与忠诚。成化二年，朝廷曾派遣官员前往祭奠于公，称先帝早已知道他的冤屈，朕心中也着实怜悯他的忠诚；弘治初年，朝廷又追赠他为太傅，修建旌功祠，命地方官员春秋时节前往祭祀，以慰其忠魂。傅孟春公担任浙江巡抚时，还曾修整过于公的祠堂，并重申其功绩，力主改谥，足见于公的忠名历经岁月而不泯。

端敏胡公世宁，世代居住在仁和的横塘之地，后来迁徙到根山门内居住。他为官一生，所到之处，皆以廉洁勤勉著称，深受百姓爱戴与朝廷信任。后来，他调任江西任职，察觉宁王朱宸濠有谋反的图谋，心中暗自思忖，此人野心勃勃、图谋不轨，若是不及时制止，必将酿成大祸，成为国家的隐患。于是，胡公草拟奏疏，详细陈述朱宸濠的不轨行径，奏疏洋洋洒洒，长达千余字，文末还感慨道，如今礼乐政令，渐渐不再由朝廷统一颁布施行，地方势力日渐膨胀，其中的隐患实在令人担忧。

奏疏呈上之后，朱宸濠的党羽趁机诬陷胡公，说他蓄意离间亲王与朝廷的关系，朝廷震怒，将胡公逮捕入狱，严刑审讯，质问他为何敢说礼乐政令不出自朝廷。胡公从容不迫地回应，自己的奏疏中，在“礼乐政令不出自朝廷”之前，还有一个“渐”字，意在说明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并非有意诋毁朝廷。不久之后，有正直的大臣为胡公上疏辩解，朝廷才查明真相，将胡公贬谪到辽东戍边。后来，朱宸濠果然起兵谋反，朝廷这才想起胡公的远见卓识，将其赦免，允许他返回故乡。

胡公凭借自身的忠诚正直，得到了明世宗的赏识与重用，后来屡次升迁，最终官至兵部尚书，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大司马，晚年时，他因身体日渐衰弱，又与朝中权臣政见不合，便主动请求辞官，告老还乡。世宗感念他一生忠直、为官清廉，赐予他诸多赏赐，胡公却竭力推辞，说道，这些赏赐都是民脂民膏，自己并无多大功绩，实在不敢接受，希望陛下能够将这些赏赐留给有功的贤臣。世宗又问他，难道不为子孙后代着想吗？胡公则表示，自己不为子孙谋划私利，只希望陛下能够体恤家乡的百姓——他的家乡仁和笕桥临近钱塘江，土地多为沙碛旱土，不适合种植粮食，乡民们需要远赴百里之外的江苏吴江购买粮食，来缴纳漕粮，十分艰难。他恳请世宗允许当地以银两折算漕米，减轻乡民的负担。世宗深受感动，当即应允，并责成浙江地方官员查明办理，乡民们因此得以减轻负担，为了纪念胡公的恩德，当地百姓在江干笕桥弄口村修建了“永惠祠”，横塘村也建有纪念礼堂，后来因兵火焚毁而不复存在。

胡公与张瀚的先父交情深厚，时常相互往来，张瀚也因此得以时常侍奉在胡公左右，亲眼目睹他的言行举止与风范气度。他身材骨格奇古，与众不同，平日里性情淡泊宁静，生活清贫朴素，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人相处时，平易近人、正直诚恳，待人宽厚，从不心怀城府、刻意防备他人。嘉靖庚寅年九月，胡公在家中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三岁，世宗赐其祭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端敏”，以表彰他一生的忠直与廉敏。

当时张瀚还是一名诸生，得知胡公去世的消息后，前往吊唁，并为他的灵幡题字，也因此得以结识胡公的儿子胡纯。张瀚时常听闻胡公生前的直言正论与远见卓识，知晓他一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这份赤诚之心，乃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如今，胡公的后裔日渐衰微，张瀚曾尽力为他们谋划，勉强帮助他们修复了胡公的旧居，而他自己的家业，却早已衰败不堪、荡然无存。近来，张瀚有幸读到胡公留下的《家训》，亲手抄录了其中的几条，以此作为教育子孙后代的准则，希望他们能够传承胡公的节义与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