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于谦皆出自八股，这制度的积极面不该被我们彻底遗忘

发布时间：2026-02-02 01:40:00  浏览量：12

一提到明代八股取士，很多人张口就是禁锢思想、僵化死板，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仿佛这就是拖垮整个大明的罪魁祸首。

可你知道吗，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八股文，在明初百年里，不仅没毁掉人才，还实实在在撑起了大明的吏治与文教，甚至是寒门子弟跨越阶层的唯一捷径。

我们如今对八股文的偏见，大多来自后世对它晚期形态的批判，却很少有人回头看它诞生的初衷。

元末明初的科举，乱象丛生，判卷全凭考官喜好，文章体例五花八门，有人堆砌辞藻，有人攀附权贵，真正有学识、有治世想法的读书人，反而没出头之路。

朱元璋定下八股格式，本质上不是为了捆住思想，而是给混乱的科举立一套清晰的规矩，就像现在的标准化考试大纲，先把赛道统一，再谈选拔优劣。

从洪武开国到宣德年间这近七十年，八股文的核心从来不是死抠格式，而是以四书五经为根基，结合现实政务谈见解。

就拿永乐朝的一道考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来说，考官要的不是逐字翻译经文，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让考生结合当下的民生，说出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具体办法，甚至要提及地方仓储、水利修缮的实操思路。

能写出这类文章的人，大多是吃透经典又心系实务的人，后来名留青史的杨士奇、于谦，早年都是靠着扎实的八股文考场夺魁，杨士奇辅佐几代帝王开创治世，于谦在国难当头力挽狂澜，这些能臣干吏，没人是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

事实上，有不少意外，八股文对寒门子弟来说，堪称古代版的“公平高考”。

在唐宋乃至元末，科举或多或少被世家士族把持，门第、人脉、荐举都能左右结果，也就是唐代盛行的行卷之风，学子要提前把诗文送给权贵名流，靠人脉博取青睐，寒门孩子连京城都难进，更别说打通关系。

而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明确的内容范围，不看家世背景，不拼人脉资源，只看文章本身的逻辑与见解，就像现在的统一命题考试，只要肯埋头苦读、反复练习，农家子弟也能写出和官宦子弟比肩的文章。

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出身普通寒门，无显赫家世可依，全靠十几年钻研八股文，16岁中举，23岁金榜题名，一步步从基层官员走到权力核心。

若是没有这套标准化的选拔制度，像张居正这样的寒门英才，大概率会被淹没在门第偏见里，大明也会少一位大刀阔斧改革的名臣。

这里还有个少有人知的小八卦，明初不少偏远州县的学子，连完整的四书五经都凑不齐，有人甚至靠着手抄残本苦读，就为了练八股、应科举，这份执着，丝毫不亚于现在挑灯夜读的高考生。

八股取士还有一个隐形贡献，是悄悄推动了全国的文教普及。

制度规定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不管是世家公子还是乡野书生，想要应试就必须精读经典。

这股风气逼得地方官府纷纷修建书院，洪武年间全国书院不过数十所，到宣德年间就暴涨到两百多所，这些书院不只是死教科举文章，还会顺带传授农业、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成了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

类似现在的义务教育普及，先有统一的学习标准，再带动基层教育资源的完善，偏远地区的文化水平，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升，为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学术繁荣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标准化的格式还成了遏制舞弊的利器。

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句法结构都有明确规范，文章好不好、合不合规一目了然，考官想要徇私舞弊，故意给关系户高分、打压优秀考生，很容易被同僚和士子揪出破绽，唐宋以来靠行卷、私相授受的科举陋习，在明初被大大遏制。

洪武年间轰动天下的南北榜案，正是因为考官判卷不公、违背选拔标准，引发朝野哗然，最终朱元璋重审试卷、调整录取规则，也从侧面印证了八股取士的标准，是朝堂上下公认的标尺，谁都不能随意践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从正德到嘉靖之后，八股文慢慢变了味。

考官只重格式工整，不看内容虚实，读书人也开始投机取巧，死记模板、堆砌套话，把应试当成唯一目的，原本兼顾学识与实务的制度，渐渐变成了禁锢思想的枷锁，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连基本的政务都不懂。

可这从来不是八股文本身的错，就像一套设计合理的考试体系，后期被敷衍执行、僵化固守，责任该在腐朽的制度和投机的人，而非制度本身。

那些被我们全盘否定的八股取士，曾给寒门少年点亮过希望，曾为大明筛选过能臣，曾让文教扎根乡野，这些被偏见掩盖的积极意义，不该被彻底遗忘。

很多时候，我们评判历史，总爱用当下的眼光一刀切，可真正读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绝对无用的制度，只有不合时宜的坚守，那些曾经照亮过一个时代的价值，值得我们放下偏见，认真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