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于谦只手擎天

发布时间：2025-06-22 05:46:36  浏览量：119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太师也先四路大军南侵，第一路攻击辽东，第二路攻击甘肃，第三路攻击宣府，最后一路由也先自己统领，攻击大同。当时也先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明朝的边境将领已然不是对手，大同守军连连失利，纷纷告急，朝廷经过会议，决定派出驸马井源出兵作战。 驸马井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他的出征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 然而就在他出征后第二天，皇宫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 皇帝要亲征了！

这正是死太监王振捣的鬼。 王振想要远征立功，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带兵出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到了皇帝。 皇帝是自己的学生，一直听自己的话，只有借助他的名义，才能实现自己统帅大军的梦想！大臣们听说这个如同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后，顿时炸了锅，纷纷上书反对，带头的是吏部尚书王直。 吏部就是人事部，由于主管官员任命职权，故而位居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天官，可见其威望之高。 在王直的带领下，百官联合上奏折反对出征，但可惜的是，王振是司礼监，并且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反对无效。

除了这些人外，兵部的两位主官也上书反对，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 邝埜，宜章人，永乐年间进士出身，他为人清廉，十分正直，对于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这次他上书反对，正是他一贯以来正派品行的表现，不出所料，他的反对也被驳回，但这并不是他劝阻行为的结束，事实上，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远征的人，他把自己的忠诚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这位于谦，正是我们后面篇章的主角，要说这位仁兄实在不是一般的强，他的能力和人望也不是一般的高，他得罪过第一号红人王振，且从未认错，居然就在王振眼皮子底下还能复官至兵部侍郎，而王振也拿他没有办法，可见其根基之牢固，背景之深厚。

这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后，也只好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为远征作准备。按照规定，皇帝出征，兵部主要领导应该陪同，经过内部商议，最终做出了决定：邝埜陪同出征，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 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亲征的命令，召集大军共二十万，立刻准备出征。 这里要说一下，很多史书都说此次出征共有五十万人，根据本人考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由当时动员兵力时间及京城附近布防情况分析，几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召集五十万大军，当时京城的三大营总兵力是十七万左右，加上附近军队，共计数量应当在二十万左右。

我们知道，兵家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的人也要吃饭，要睡觉，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仗就是打后勤。 朱棣远征之时，会征用大量的民工、牛马车辆，并设置专门的运粮队，准备后勤时间往往长达几个月。 那么王振统领的这二十万大军出发准备用了多长时间呢？ 答：不到五天！ 七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七月十七日就出征了！ 在王振这个蠢货看来，只要把人凑齐就行了，他事先通过边报得知，也先只有两三万人马，所以他征召二十万大军，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

就这样，明军主力在太监王振的愚蠢指挥下仓促应战。带几十万人出去打仗是很容易的，即使你把全国人口全带出去也没有人管你，问题是你要能保证打赢。而像白起、韩信、陈庆之、李靖这样有能力做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国民党的著名将领胡宗南，手下长期拥兵数十万，却一直被只有几万人的对手牵着鼻子走，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倒不是他不肯用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黄埔同学最后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胡宗南，也就是个团长”。 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愚蠢的奴才。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七日，朱祁镇率大军出征。与他一同出征的，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他们包括：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朱能之子承父爵）、内阁成员曹鼎、内阁成员张益、兵部尚书邝埜等等，全部名单很长，就不单列了，总之，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 能够活着回来得很少。 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对于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经历。他一直尊重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客观地讲，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绝不在他，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且过于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

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 战争的地点在阳和，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必须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也先军队的强悍，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且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的全力支持。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仍然不是也先军队的对手。 除了全军覆没外，领军大将宋瑛也被阵斩，随军的太监郭敬还算聪明，躲在草丛中装死，才最终逃过一劫。 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个人叫做石亨，也是大军的主将。 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也先杀死，本人也落荒而逃，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但石亨是幸运的，在不久之后，他将有机会亲手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 战胜的也先已经打扫了战场，养精蓄锐，等待着对手的到来。

八月一日，大军到达大同，在阳和差点被干掉的郭敬已经逃回来，并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 看着郭敬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王振不禁嘲笑了他一番。 “我有二十万大军，还怕也先吗？” 但郭敬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 他汇声汇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况。 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立刻下令班师。 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并未走远，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也先暂时也摸不透这二十万大军的底细，不会立刻进攻。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 王振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炫耀。

八月三日，大军开始前行，但行进仅五十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接到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 这简直是个让人抓狂的决定，大军已经极其疲惫，如果继续前进，不久就能回京，并确保安全。 好好的路不走，走到半路，居然要回头取一条远路回京！ 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就一定是疯了。 王振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似乎还很高尚。 “秋收在即，大军路过蔚县，必会践踏庄稼，现命大军转向，以免扰民。”

天降大雨，二十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怨气冲天，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没用了，老老实实地走吧。 八月十日，经过艰难跋涉，军队到达宣府，眼看大军就可以安全进入居庸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就在此时，一直尾随而来的也先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经过数次试探，他已经明白，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 在躲避及尾随了一个月后，也先这只黔虎终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击。 所幸的是，明军发觉了也先的这一企图，立即派出主力部队骑兵五万余人进行阻击，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是朱勇。 朱勇的父亲朱能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就如同张辅的父亲张玉一样，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玉的儿子张辅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他的儿子不是。

朱勇带领着五万大军自信地出发了，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也先两倍，因为据可靠情报，也先只有两万骑兵。这也正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 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 具体经过就不用多说了，只说结果吧： “鹞儿岭中伏死，所率五万骑皆没”。 五万人中了两万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这充分地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 不过在我看来，死在鹞儿岭的五万大军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 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没有死得那么窝囊。

虽然朱勇指挥不利，但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三天时间。 三天救命的时间，但也仅仅只有三天。 八月十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三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二十五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 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又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还是王振。 他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 “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就在这里等待！”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类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就这样，明军失去了最后一个脱困的机会。 也先终于赶到了，他擦干了朱勇在他刀上留下的血迹，准备再次大开杀戒。

八月十四日夜，也先突然发动攻击，明军促不提防，全军败退，但由于人数众多，也先不敢过于深入，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并挖掘壕沟，准备长期作战。八月十五日，也先突然派来使臣，表示愿意和谈，王振十分高兴，立刻派出曹鼎参与和谈，此时，似乎是为了表示诚意，也先的军队已退去。 面对这种情况，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邝埜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也先军队的诡计，不能轻信，应该固守待援。 也就在这个时刻，王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大军立刻越出壕沟，马上转移！”

大军出发仅三里，已经消失的也先军队就出现了，“铁骑揉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 经过长期奔波，被王振反复折腾得士气已经全无的二十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崩溃。 彻底的崩溃，二十万大军毫无组织，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将，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逃跑。

四朝老臣张辅曾横扫安南，威风无比，也于此战中被杀，一代名将就此殒命。 此外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 财产损失也很严重： “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 二十万大军崩溃，五十余位大臣战死，他们本不该死，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二十万明军覆灭于土木堡，英宗朱祁镇被俘，京师三大营精锐尽丧。噩耗传至北京，朝廷震动，人心惶惶。投降派徐珵等人鼓吹南迁，太后以金银赎帝未果，也先挟持英宗四处叩关，大明王朝命悬一线。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二日。 “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三日。 “臣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

在怀来城内的守将亲眼见到了这一幕惨剧，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一天之后（八月十六日），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 天塌了。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经不堪一击。后宫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跳脚却又没有办法，千头万绪从何处做起？此时吏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 皇帝是生是死？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有人前来通报，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千户，随同出征）有要事禀报，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的答案。 皇帝陛下还活着。

于谦力挽狂澜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 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 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 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 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

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逃跑）派。 真是一片亡国之象。 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不错，在三百二十三年前，曾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月，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守。十一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而大臣们全无战意，纷纷主张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 靖康二年（1127）四月一日，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后妃、宫女四百余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灭亡。 如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隔三百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然如此的相似，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此时的大明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欲打不能。

但大明最终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此时的大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声怒吼： “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危局中，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他当庭怒斥徐珵：“建议南迁者，该杀！京师乃天下根本，南迁则大势尽去！”他的这一番怒吼震醒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站出来公开支持于谦，而明代历史上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后来的宪宗重臣商辂也站在了他的一边，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主战派终于打动了朱祁钰，并坚定了他抵抗到底的决心。

由于于谦已经代理了兵部尚书，且又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朱祁钰便把防守北京的重任交给了于谦。 这是天下最高的荣誉，也是天下最重的重担。 散朝后，于谦走出了大殿，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起这个并不平静的早晨，他也不由得感到惊心动魄。 但此时的于谦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因为此时他那瘦弱的身躯已经承担起了国家兴亡的重担。 在八月十八日的这个早晨，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转变。 他的不朽传奇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八月十九日。 于谦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必须说明的是，这位兵部侍郎虽然是个与军事打交道的主官，之前却从未指挥过军队。算是书生上阵。

但当于谦真正了解到目前京城的情况时，他才认识到，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撇开那些逃跑投降派不说，军事上的压力就实在吃不消，土木堡失利几乎把所有的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也找不着。士兵数量不到十万，还都是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 这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士气不振。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自己也没有信心，朱祁钰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也没有了主意，虽说目前他同意抵抗，但如果再打个败仗，朱祁钰也是很有可能改变主意的。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军心。

于谦在听完属下的汇报后，沉思不语，仔细研究过军事布防图后，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下达了自己的第一道军令： “自即日起，奉命征调如下部队赴京守卫： 1、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 2、备倭军。包括南京备倭军、山东备倭军； 3、运粮军。包括江北所有运粮军； 4、宁阳侯陈懋所部浙军（战斗力较强）。 各军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并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军令必斩！” 以上部队共计十余万人，可以看到，这些部队并非主力，大多是预备役或是后勤部队。 主力部队去了哪里？ 全埋在土木堡了。

最精锐的京城三大营以及京城附近的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剩下的寥寥无几，即使逃回来的，也早已被吓破了胆，士气全无了，要想保卫京城，只能靠这些预备役和后勤部队了。 除了士兵外，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粮食。 京城人口众多，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囤积运输大量的粮食。 虽然目前京城内的粮食还充足，但要是被长期围困，这个算盘就不好打了。其实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储存着很多的粮食，多到什么程度呢？“仓米数百万”。这么多的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是当时最大的粮仓。

但大臣们似乎并不想用这些粮食，甚至主张把通州粮仓烧掉。 这又是一件怪事，好好的粮食不用，为何要烧掉？ 要知道大臣们并非脑袋进了水，实在是因为这些粮食看得见，用不成。 当时的通州并不是北京城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和京城还是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通州粮仓里的粮食虽然很多，却很难运进京城，因为如果要安排民工运输，耗用大量人力不说，还很危险。 当时也先的骑兵部队已经在京城关外附近耀武扬威，而运输却需要很长时间，没准在运输过程中，对方的骑兵已经攻了进来，一旦也先军队突破紫荆关，通州指日可下。而那些粮食自然就成了也先的军粮，所以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派出军队护卫。

可现在这个局势，保卫京城的军力都不足，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护卫粮食呢？ 于谦下达了命令，自八月十九日起，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起来。 他的第二道命令： “所有受召军队进发时应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城。” 问题就此解决，通州的粮食将由十余万士兵运送入京。 在于谦的努力和调配下，到九月初，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京城的兵力达到了二十二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些军队来自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不同省份，他们日夜兼程地行军，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京城。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们不知道也先会什么时候打过来，但他们知道的是，也先迟早会打过来，只要能够在此之前赶到京城，胜利就多一分把握。 大明帝国开始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总动员，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大敌人。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即大明皇帝位，定年号为景泰，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十月十一日，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也先的军旗在城外飘扬，蒙古骑兵们在城前骑马来回驰骋，向城内的明军显示着他们的军威，八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在不久之后，他们将再次成为这里的主人。

也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他战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包括朝廷的主要大臣和石亨等防卫北京的武将，这是一次气氛压抑的会议。因为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现在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住帝都，才能挽救国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会议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开始，首先讨论的是如何退敌的问题。 石亨发言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敌军的实力要强于明军，要想退敌，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壁清野，等待敌军疲惫，自然就会退军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也先的士兵并不是机器人，他们也要吃饭，只要坚守城池，等到他们吃光了所有的粮食，自然是要走人的。 石亨深通兵法，他的这个提议也是行得通的。 大多数人支持。 只有一个人反对。

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石亨的提议应该是会获得通过的。但这次，即使赞成的人再多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反对的人手中掌握着否决权。 此人正是于谦。 于谦是兵部尚书，也是会议召集人，在这个会议上虽然谁都可以说话，但只有他说了才算数。 他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也先率大军前来，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如果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近百年，昔日高皇帝布衣出身，尚可纵横天下，横扫暴元，我辈岂惧小小瓦剌！”

他环顾周围众人，停顿了一下，厉声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 “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 众臣鸦雀无声。 确实也不用说话了，反正我们说了也不算，你看着办就是了。

于谦接着下达了他的第二条命令： “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文臣们万万想不到，平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于谦竟然如此强悍，军令之严厉，前所未闻，甚至连战场杀惯了人的石亨也感到心惊。 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 “九门为京城门户，现分派诸将守护，如有丢失者，立斩！” “安定门，陶瑾！” “东直门，刘安！” “朝阳门，朱瑛！” “西直门，刘聚！” “镇阳门，李端！” “崇文门，刘得新！” “宣武门，杨节！” “阜成门，顾兴祖！” “德胜门，于谦！” 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且正面对着也先的大军。一旦开战，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

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他没有开玩笑。 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面，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 “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 “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

于谦把手指向了兵部侍郎吴宁，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大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即关闭九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 听到这道命令，连石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了，这就意味着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方有生路，如果不能取胜，必死无疑！

于谦毫无惧意地看着这些惊讶的人，对他们说出了最后的话： “数十万大军毁于一旦，上皇被俘，敌军兵临城下，国家到了如此境地，难道还有什么顾虑吗，若此战失败，大明必蹈前宋之覆辙，诸位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之人！” “拚死一战，只在此时！”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如果失败，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大明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 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于谦亲披甲胄，率22万军民列阵九门之外，立誓：“不胜，就死！”
十月十一日，北京保卫战前锋战开始。也先主力猛攻德胜门，于谦设下致命陷阱：

安定门前，石亨雪耻心切，亲率铁骑冲锋，侄子石彪持巨斧突阵，斩敌如劈竹。也先遭前后夹击，溃退三十里。
也先转攻居庸关，守将罗通以水浇城，一夜冰墙陡立。瓦剌军刀箭难施，苦候七日无果。当夜，明军数十门火炮齐轰也先大营，“死者万人”。也先仓皇北遁，沿途百姓砖石如雨，瓦剌军心彻底崩解。
北京保卫战粉碎了也先恢复“大元”的野心，瓦剌精锐尽丧，次年被迫送还英宗。于谦以文臣之躯统御全局，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信念，与京城军民同生共死的勇气，重铸大明脊梁。此战不仅延续国祚二百年，更昭示一个真理：当心怀畏惧者超越畏惧，便是英雄诞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