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小白桦西餐厅》

发布时间：2025-12-13 12:00:00  浏览量：34

在文革期间，我经常一个人去“小白桦西餐厅”用餐。

小白桦西餐厅在先前的意大利领事馆附近，面对着火车头体育场，是一幢很平常的、也不大引人注意的灰色建筑。“文革”之前，城里的西餐馆是有几家的，“文革”开始之后只保留了一家，用以照顾那些侨居在这里的外国人，并受到保护，不受冲击。其实，从“文革”一开始，到这家西餐厅就餐的外国人就已经很少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这里，去了一些欧美国家，开始了他们新的流亡生活。

在小白桦西餐厅就餐的，除了零星的几个外国侨民之外，也有个别的几位当地的中国人到这里用餐。只是在“文革”中，在那个需特别谨慎的年代里，到这里用餐的中国人是很少的。我算是一个例外，原因是我还年轻。而且在这座洋气十足的城市里，我喜欢吃西餐。

我跟西餐厅的那个女服务员很熟了。她很羡慕我。须知，当年很多年轻人是吃不起西餐的。有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她的老父亲就喜欢西餐。说完，她像外国人那样，一撇嘴，一耸肩地说，可是他没有钱，穷鬼。我说，你可以给他买回去吃嘛。她说，钱呢？我挣那点钱还不够给他看病的呢。我说近水楼台还愁吃西餐吗？她说，我们这儿的纪律严着呢，我们都吃伙食饭，大米饭，白菜汤，炒茄子，就这些，还互相盯着。

后来，我去小白桦西餐厅时，便自带了一个手提饭盒，在餐厅里，我额外又点了一个罐焖羊肉和一个白菜卷儿装上。我在餐厅外面一直等到那个女服务员下班后出来，才把饭盒给她，让她给她父亲捎回去。她很高兴。后来我还带她看过一场电影。但我并不想跟她处朋友，她心里似乎也知道这点……

在一个落雪的日子里，我又去了小白桦西餐厅。我用门口的扫帚扫净鞋上的雪后，发现餐厅里的客人寥寥无几，以致有些冷清。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我每次来都坐在那里。窗外的火车头露天体育场上有几个人在冒雪滑冰。体育场里的大喇叭正播放着革命歌曲，看来，在一些人的眼里仍然是“文革”归“文革”，滑冰归滑冰啊。

我看见一个年轻的混血儿在不远的餐桌那儿独自用餐，很潇洒、很干练的样子。我猜想，他大约同我一样也是个独身的年轻人吧。同时我还注意到，他是自带的白酒，在自斟自饮着。不过，看他就餐的那副慢腾腾的样子，与其说他在这里就餐，莫如说他是在这里消磨时光。

年轻是年轻人的通行证。不久我们就坐到一张餐桌上了。

他指着我要的法国蛋，颇为鄙夷地问，多少钱？

我说，六毛六。

他说三个鸡蛋，那就是说两毛二一个。

我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贵了？

他说，不算贵。饭店的规定利润是百分之四十。就是说，一个鸡蛋，他们要挣到四分八厘。四六二十四，三八二十四，四舍五入，除去油和盐，一碟法国蛋要挣你两毛六分钱。你只吃四毛钱的原料儿。

我呷了一口啤酒后，笑着说，你算得挺精细啊。

他问我还要了什么。

我说，半只铁扒鸡。

他感慨地说，这里的铁扒鸡已经不是真正的俄罗斯风味了。并长叹了一声说——全都走样了。

他抓过白酒瓶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说，你也来一杯？

我说，不不，我喝白酒不行，顶多喝一点啤酒。

但是他还是给我倒了一杯。看他的这个举动，就知道他是个本地人。只有本地人才会不征得对方的同意给你倒酒。看来我就不必客气了，于是，两个人举杯，碰杯，干掉。

我说，你是本地人吧？

他说，听口音吗？

我说，凭感觉。

他感慨地说，这座城市里有几个是本地人哪——

我说，这倒是。我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云南人。有的人祖籍是河北，或者浙江、辽宁、吉林，还有延边的，外来的人太多了。

他说，我的母亲是黑河的，中国人，我的父亲是俄国人。这座城市里还有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犹太人、捷克、波兰、立陶宛、日本人，等等，以及无国籍者，他们都是外地人……

我发现他不仅能喝酒，而且也很健谈。

在闲聊当中，我知道他在一家银行工作，是副总会计师，负责财经情报的。他的俄语当然很好。他告诉我，他被银行精简掉了，刚刚的事。理由是，说他干的这个工作没用。

他说，但真正的理由是，我是个混血儿。

我皱着眉头说，这座城市并不歧视混血儿呀。

他说，可我的父亲是个白党，曾在彼得堡的一家银行工作。不仅如此，我还有一帮流亡的亲戚散居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你们常通信吗？

对，经常通。

我说，有这么复杂的海外关系，这可不太妙。

他说，本来不复杂，可他们不能回俄国生活了，他们是敌人啊。

他们还在反对吗？

他说，有些人能面对现实。但是，在他们当中，仍然有人坚持呢？

我不喜欢政治，我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喜欢外面的红W兵运动吗？

我岔开他的话问，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他说，我没有理想。我像是一只无法靠岸的船，始终在水中漂泊。

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在监牢里关着呢。

我大吃一惊，为什么？我知道这座城市对外侨的过错处理是极慎重的呀？

他说，一次我父亲酗酒，用酒瓶子将对方打残废了。哎，老头子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整天喝酒，整天高唱白党的军歌，整天耍酒疯，这座城市里的人都认识他……他简直像个任性的孩子。

我叫了起来，你是说老伊万？

对，他就是我父亲。

我说老伊万喝醉了的时候，经常一个人站在街头，泪流满面，高声地：

“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去吧，我的儿子，去向自己的祖国回返——/去回家园——它同一切家国迥然不同/返回到那里去——就是向前进行/尤其是对于你/不曾见过俄罗斯的……”还有：“辽远的地方，使我骨肉分离/辽远的地方，从各个角落——/直到高天的星星——把我召唤/对我说，游子，归来！”

我说，你看，我都会背了。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会背他的诗。

他说，不，那是茨维塔耶娃的诗。父亲只是很喜欢她的诗。母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位诗人，他崇拜普希金，“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娇美的容光。”最早，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但后来他变了，母亲非常失望。

……

窗外开始下雪了，雪天之下的小白桦西餐厅显得出奇的宁静。

我问，你想回苏联吗？

他说，我从未回过苏联，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肖洛霍夫笔下的俄罗斯：“傍晚，大雷雨要来了，村子的上空笼罩着褐色的浓云，被风吹皱了的顿河，把密密层层的一道道波浪朝岸边推来。村外的树林后面，一道电闪破天空，稀疏的雷声震撼着大地。一只老鹰展开翅膀，在浓云下面盘旋着，一群乌鸦哇哇叫着追逐它。西方一片浓云，夹带着寒气，顺着顿河飘过来。河边滩地后面的天空黑沉沉的，十分可怕；草原沉默不语，好像在等待什么。村子里到处是关窗的乒乓响声；老奶奶们做过晚祷出来，一面画着十字，一面急匆匆地往家走。大操场上空有一根灰色的尘土柱徐徐晃动着；被春天的干热烤焦的大地上已经落下第一阵雨点……”

我问，假如你回去，苏联会接纳你吗？

不知道。

那么你现在的国籍是苏联还是中国？

我是无国籍者。我妈妈是中国籍。可惜，她离开了我和我的父亲回黑河了。

你为什么不跟你母亲一块儿走呢？

因为我是混血儿，妈妈的自尊心又太强。记得，妈妈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工作了，你可以独立了。

然后就一个人走了？

对。妈妈的娘家在黑河嘛。

是冬天走的吗？

是，那天也下着这么大的雪。我回到家里，家里只有喝醉了的父亲，只有我们两个男人。

那时你母亲有多大？

四十多岁吧。她比我父亲小很多，我很喜欢吃妈妈做的红烧肉，不过，她的确受够了，她已经忍无可忍了，她对酗酒的父亲已经无计可施了，她简直要崩溃了。

你妈妈有工作吗？

妈妈做过多种临时工，她也喜欢诗歌，也非常崇拜普希金。她经常给我轻轻地背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永恒向前憧憬/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也聊了很多，很晚才离开餐厅。我们离开后，餐厅立刻关门了。路上的雪已经很厚了。那天我是骑自行车去的，雪太厚，自行车不能骑了，索性就放在餐厅门外算了。然后我们就挥手告别了。我还记得当时雪粒子钻进脖子里的感觉，凉丝丝的，对于一个喝过白酒的人来说，那种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那场大雪一直下了三天，三天后我才到小白桦西餐厅去取自行车。餐厅的那位女服务员从窗户看见我来了，立刻跑出来，悄声地对我说，你那位混血儿的朋友被公安抓走了，公安人员还向我们打听你的下落呢，你快走吧……

为什么抓他？

不知道。

是不是他喝多了酒，闹事了？

不知道……

女服务员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我和这位混血儿的交往就这样突然中断了。

以后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我曾到他的原单位去找过他，单位里的人都用那种很冷，很反感的眼神看着我。我便离开了那里。

当时我很年轻，只有二十一岁，根本就不成熟。

王阿成，笔名阿成，汉族，山东博平人，194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市，毕业于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一曼女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著有小说集《年关六赋》《良娼》（有法文版）、《空坟》（有英文版）、《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小酒馆》等，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随笔集《哈尔滨人》《胡地风流》等40余部，参与创作电影《一块儿过年》及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